生。戰爭開打後，直接從中國飛來的兩個師也一樣，背景及人事都很複雜。

史迪威將軍遵照美國陸軍的慣例，在密###（Mitkyina）戰役結束不久就解除胡素和旗下兩個團長的職務，要他們在二十四小時內回中國。接著他論功行賞，晉升數名野戰軍官。依據國民黨的慣例，這些舉動必須經過蔣介石的核準，而蔣介石自己在進行如此重大決定前，也會衡量大眾的反應及政治上的可能衝擊。就這方面來說，史迪威的指揮權比蔣還要有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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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與緬甸（6）

不過，這位美國將軍並沒有解決政治問題，他只是加以忽略。很少人認為，這位美國大叔的管理風格可以延伸到整個國民黨的軍隊。隨便舉一例來說，他在整備三百萬名士兵時，不可能不會對某些單位特別偏心。他也不可能把用於駐印軍的嚴格篩選標準，施行到三百多個步兵師。一旦達不成這樣的標準，他可能和我們一樣，必須平衡局勢，而不是加以改革，除非他打算像共產黨一樣，完全去除軍隊的都市影響力，重新改造軍隊，讓軍隊的勢力完全由鄉村來支援，並且改造鄉村，一切從頭開始。不管是美國人或我們，當時都沒有想到，這樣的計劃必須經過詳細繁複的“主義”論戰後，才得以施行。對單一性及一致性的要求，等於是將共同的分母強施在千千萬萬名政工人員身上，這些人可能低微到“高貴野蠻人”的地步。走向單純化的瘋狂動力一旦啟用，就會沒完沒了持續下去。在延安發起運動的人士，必須抑制略嫌沒教養的言辭與行動，達成心智一致，以維持戰事的順利進行，但他們很少能預期到，這種運動的動力，最後會將他們捲入“文化大革命”。

史迪威被調回美國，是早在上述困境發生前。但是，這位立意良善的將軍從來不瞭解，他在緬甸叢林直來直往的管理方式，並沒有簡化國民黨軍隊的指揮方式，反而引入新的紛爭因素。一定軍階以上的駐印軍軍官都必須面對下列問題：我應該保留我的中國風格嗎？或者應該多和美國人合作一些？李鴻少校就是最鮮明的例子。

李鴻是史迪威的愛將之一，被他晉升，繼孫立人後接掌新三十八師，而且還被舉薦獲得美國政府的銀星勳章。但勳章要頒給他時，史迪威已被召回美國。勳章由索爾登別在他的上衣上，在典禮上，我們才第一次見到這位新的總指揮。他一定是個很謙虛的人，我想不起何時看見他的照片登在報紙上，即使名字也很少出現。他肩扛卡賓槍的方式和史迪威完全一樣，不過，他卻聲稱他只是想“打幾隻松鼠”。在典禮中，李將軍嚴肅地說，能替美國將軍服務，深感榮幸。但索爾登搭乘C�47（號稱“索爾登的魔毯”）離開後，李轉向我說：“黃參謀，請你替我拿下這個東西好嗎？”在他的同胞前，彆著美國勳章的他已經覺得很不自在。身為旁觀者的我，湊巧站在他旁邊，因此有榮幸解除外國政府對我們軍團的影響。我取下勳章時，不禁覺得我軍的尊嚴也隨之恢復。“不很重要，不過是個小小的勳章而已，是吧？”我把這個銀星勳章遞給李將軍時，他說。事實上這也沒說錯，勳章本身非常小，銀的部分也不過是一小點。

但在緬甸的一年半，絕非我生命中的不愉快經驗。我成為前線觀察員，一邊服役一邊寫了八篇文章，投到當時中國最負盛名的報紙《大公報》。我對密###之役的報道長達一萬兩千字，在報上連載了四天。單單這篇文章我就領到三百盧比的稿費，相當於七十五美元，我一輩子從沒領過這麼多錢，接近一個上尉五個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