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時間上講，亞述人的壁畫在公元前9世紀即描畫著騎馬的弓箭手，可是全部遊牧成為一種部落習慣和隨著而來的騎兵戰術則出現較遲，並且經過一段長時間，才傳及東亞。到公元前3世紀遊牧民族的威脅已相當嚴重，這時已有將北方几個小國家所築土壁結合起來構成一座相連的城塞之必要，這項工程終使秦始皇在歷史上名傳千古。所以這種局勢的展開也指出中國即使在國防上也要中央集權。全國的國防線大致與十五英寸的等雨線符合，這是世界上最長的國防線，不僅為無數戰士留下了辛酸的記憶，也是中國婦女流淚的淵藪。總之它在地理上構成第三個因素，註定著中國農業社會的官僚機構必須置身於一個強有力的中央體系之下。

孟子去秦始皇統一隻五十年，他已經和法家一樣，贊成中國需要一箇中央的權威。只不過始皇以殘暴的力量完成帝國的統一，而亞聖還在以好意勸說，著重道德上的移風易俗。在歷史上他們所掌握的是同一類的問題。在近距離之內，孟子好像失敗，當他勸說戰國的君主行周文王之政時，周之封建已衰退到不可認識。井田制度早被放棄，世襲的卿大夫階級已為官僚所替代。因為國君能直接派遣官僚治理屬下地區，他們可以直接向人民課稅，也將他們徵發為兵，數以萬千計。而且這種競爭風氣更受商業的影響。當時所謂商業仍在嬰兒時代，只是因為有好幾位特殊人物超越國界的政治活動，才使之活躍而顯著。這樣的環境已不復是凡物都有一定位置和場所，或者凡事都可以用儀禮及惻隱之心對付。實際上，吞併的戰爭仍繼續進行，以至最後只有一個勝利者。

儒家與農村組織

然則從長期上講，亞聖孟子與大成至聖孔子，都已看清中國命運上註定必然為一個龐大的農村組織，雖然要根據某些數學原則行事，但仍需人本主義（humanism）的調節。所謂儒教是以崇高的情感組成，在這種背景內自有它存在的價值。《孟子》一書中提及亞聖與他年齒稍幼的兩個哲學家意見不合。楊朱主張各人循著自己的私利觀行事，若以道德激勸，強人違反自己的意志行事，只有增加混亂，所以他說雖拔一毛以利天下不為也。他的邏輯認為每個人都應當按照自己的趨向，去接近歡樂，避免苦楚，這和近來西方時尚之“佔有性的個人主義”（possessive　individualism）非常接近。和他觀點相反的是墨翟，墨子強調上天命令每一個人不分畛域又不待儀節約束地去兼愛他人。既有如此的強迫性存在，則任何要求也不算過分。在行動上墨翟和他的門徒冒著性命的危險，企圖避免當日的兼併戰爭。

孟子對兩人都沒有好話可說。他指斥楊朱之縱容個人的私利觀，等於承認君主為不需要。另一方面墨子之兼愛，等於否定父親的特殊地位。他以絕對的態度絲毫不通融地警告著：“無父無君，禽獸也。”如此不容忍的態度可能使現代讀者感到驚訝。所以務必投以歷史的眼光，才能瞭解箇中究竟。

戰國末期鐵器業已出現，因此上層社會的繁複程度更增加。可是幾百年後中國仍是一個農業國家，下層仍保持著均一雷同的基礎。文筆之吏仍以竹片作書柬，紙張之發明尚在公元后1世紀。但需要整個帝國一體行動的諸條件，卻已迫不及待。如此一來，要在農民大眾之中構成基層組織，無過於提倡家族團結。當中的一個推論則是讓世襲君主按照父親的榜樣行事。對待其他人的好意，也務必有親疏之分，有如血緣關係之遠近。所以認為個人或憑私利觀行事，或對旁人一視同仁，可能對現代讀者富有吸引力，但在古代中國卻不合實際，首先在法律上即會產生糾紛。迄至20世紀，中國仍缺乏對個人作人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