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開道說，有意鑿穿眾所公信的神話。據說他曾稱：“若天命在吾，吾其為周文王矣。”所稱文王即為西伯，他雖擁有廣大的地區仍繼續向商君稱臣，待他的兒子武王才正式取商而代之。當曹操於公元220年去世時，他的兒子曹丕也不再耽擱，立即貫徹父志宣佈魏朝的成立，而強迫漢朝的最後一個皇帝行禪讓禮，於是天命有了正式的接收交代。四十五年之後司馬家如法炮製。司馬昭有了皇帝的權威而無其名目，兒子司馬炎則取魏而代之，國號為晉。

錢穆先生在《國史大綱》內稱：“國家本是精神產物。”從實際眼光看來，我們今日甚難接受這樣的說法。可是他所提倡的宗旨大意：任何政權都需要若干理論上基礎，則不容辯駁。中國古代因為技術上的困難，在管理千百萬生靈的時候不得不假借遺傳的帝統，代表社會價值的總和，有它的道理。曹操口中所說、手下所做都像馬基雅弗利，怪不得他要承受千古的唾罵了。在中國的戲曲裡，曹操的面譜全部塗白，狀如牆壁，以顯示其譎詐，只有眼角稍沾墨筆，表現著他機警應變的能力。

從臉譜論人物

中國的戲曲始於唐，而取得市井間娛樂的地位則於宋，其衍變而為今日之“京劇”，至少距魏晉南北朝分裂的時代又已一千年。雖如此，今日曹操及其同時期人物仍為舞臺上最被經常排出之角色。在這群人物之中最為人欽仰的乃是關羽，他是一個帶兵的將領，面譜上特具棗紅色。在真實生活裡，關羽剛傲而缺乏處世的謹慎周詳，他不顧利害讓自己兩面受敵，弄到戰敗授首，比曹操早死一個月。可是千百年之後關公仍被中國人奉為戰神，民間崇拜的不是他的指揮若定，而是他的道德力量。關羽“義重如山”，至今秘密結社的團體仍有些奉之為師祖。

戲臺上好像又要在走極端的關係中保持某種平衡，因之也搬出另一型的英雄人物呂蒙。此人無疑是在戰場上計害關公，而將他的頭顱交與曹操邀功的吳將，其臉譜也將其個性誇大的表現，即與實際的面貌相違，也無傷大雅。呂蒙初為純粹武人，有不屑於文墨的態度，只因為上級督促，他才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開始讀書。可是如此一來，書中文句使他神往，這從他手不釋卷，在極短時間之內，在理智上有了截然不同的改變中可以看出。他的同僚也驚異著此人從不學無術的武人，一變而為有心計的戰略家，因之“士別三日，便當刮目相看”。他的臉譜上以蝴蝶式的設計陪襯著兩隻靈活的眼睛，表徵著一個複雜人格內心的機動力。很顯然的呂蒙之所特有，是為關羽之所獨無。

這樣的逸聞瑣事雖有趣，讀史者如何受其裨益？本書作者建議我們注意社會學家區分大傳統（great　tradition）與小傳統（little　tradition）的辦法。這也就是說，大凡文化上非正式，而結構上稍鬆懈的部門，雖然大致上依據“高階文化”吹搓而成，卻又在細微末節之間穿插交鑿。這種非正式而帶娛樂性的安排，使哲學家和大政治家的見解下達於一般民眾。京劇將這段歷史極盡其能事的渲染，也得到16世紀一本大眾化書籍之助。《三國志傳通俗演義》富於傳奇性，這書將當日事蹟極端地小說化且浪漫化。因其向小傳統的方向歪曲，足使大多數的群眾欣賞到的一段論說，與前述大歷史家錢穆所提出者，沒有根本的差別，亦即是“國家本是精神產物”。既如此，則愈在危急存亡之秋，個人的品格，更需要嚴格的評判。很顯然的，此中戲劇家與傳統歷史家具備同樣的信心，他們覺得道德上一成不變的尺度，足以衡量個人的品格。他們的立場既然如此全部一致，那麼他們綜合的見解，也可以簡單明瞭地以臉譜上的紅白黑色表示了。

官方的歷史家代表著大傳統，其任務為“褒貶”，當然也盡力在使白者愈白，黑者愈黑，由他們烘托出來，這一時期“無道昏君”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