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鑑西方的技術進步，使國家現代化，既開拓經濟資源，又壯大軍事實力。在日本的“有識之士”看來，這才是使他們避免厄運的唯一辦法，更是他們保持獨立的唯一途徑。

從這個意義上看，日本的明治時代“明智地”回應了西方的威脅。在十九世紀末，透過理想主義的光緒皇帝（1871…1908）和維新派大臣康有為所支援的百日維新運動，中國差一點就實現了旨在逐步走向“自由”帝制的歷史轉折。但對中國社會和皇權進行激進的改革，主張實現軍隊的現代化、公共機構和採礦工業的現代化以及言論自由，嚇壞了慈禧太后等人。宮廷中最保守的一派佔了上風，舊秩序再一次被保留下來，隨之而來的是專制和變本加厲的排外。從此，清王朝的垮臺已不可避免。

在日本自認為處於劣勢的地方，中國則恰恰相反，自恃地廣人眾，認為是自己的強勢。1860年，中國犯了低估西歐力量的錯誤。她沒有意識到自己的落後，她無論如何都不願在外國的威脅面前讓步。著名歷史學家皮埃爾·雷努萬在他的《東方問題》一書中對日本和中國做出比較：“日本對外國意志做出讓步的那一刻，它已經隱約看到了展現在自己面前的廣闊遠景。當中國一面無可奈何地俯首稱臣，一面又努力將國家維持在傳統軌道上的時候，一些日本人，由於他們進行了‘全民性’的反應，正在思考如何使國家實現深刻的轉變”。

如果我們冒昧地繼續以同樣的方式將中國與日本進行對比，我們可以把額爾金燒燬圓明園以迫使中國人低頭並簽訂條約的決定，與美國人1945年8月向廣島投擲原子彈的決定並列起來看。一定要轟炸廣島嗎？今天仍然有人提出疑問。這裡同樣涉及到要日本儘快投降的問題。在這兩個事件中，人們繼續對這些“戰爭罪行”的必要性發出質疑。在北京，如果能表現得更耐心一點，額爾金也許就不會去放火。在廣島，美國人本來可以再等上幾天，當時日本已經山窮水盡，並準備放下武器。無論是哪一種情況，這兩件大事（不過也應該承認，很難將它們相提並論）都應該能夠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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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法國人見證的洗劫（36）

卡羅爾·麻倫寫道：“個人所遭受的各種屈辱和殘暴，與國家榮譽所遭受的種種傷害一樣，它們的記憶隨著時間的推移都會慢慢銷蝕。然而最精美的藝術品以及建築與文學瑰寶的毀滅卻是無法彌補的損失，它不是這些財富的擁有者個人的損失，而是全世界所有文化人的損失”。

我們只能同意他的看法，同他發出同樣的喟嘆。

沒有誰能說出圓明園是否能一直保留到今天。從1860年開始，歷史的暴風驟雨就從未放過北京。1900年，義和團起義之後，北京被八國聯軍佔領（見皮埃爾·洛蒂《北京的末日》），圓明園再一次遭到巨大破壞。也許，在1900年，它也會遭遇1860年所遭遇的命運。另外，沒有誰能知道，在1908年慈禧太后死去之時，在1911年以後動盪的民國時期，圓明園將會發生什麼變故。還有，沒有人能猜得準，毛澤東於1949年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會不會保留這個原屬於皇帝的地盤。文化大革命期間，這個罪惡制度的象徵會逃過紅衛兵的瘋狂破壞嗎？簡言之，沒有任何東西也沒有任何人能夠保證，在一個多世紀的時間裡，圓明園，這座宏偉（而又脆弱）的皇家宮苑，能抵禦歲月的侵蝕和歷史的重重磨難而完好如初。

但這並不是問題之所在。殘酷的歷史事實偏偏讓這座宮苑毀於西方人之手，那是一場帝國主義戰爭的尾聲，一場以商業目的為名進行的戰爭，更有甚者，那是一場為了英國和英國商人的利益，以不可告人的鴉片貿易為目的的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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