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號訓令——《通令採用新式標點符號文》。

於是，各家書局開始採用新式標點符號來印書。

由於不少古典名著都需要用標點符號來斷句和分段，需要較為專業的文學學識，很多學者參與到校訂的工作中來，其中就包括胡拾和陳獨繡。

在這些新標點本小說中，以《紅樓夢》的出版最費周折，這是因為該書篇幅大，成本高，且版本較多，情況複雜。

在校訂完成之後，書局請胡拾給新版本的《紅樓夢》寫序文。

胡拾為了寫好這個序文，才開始認真研究《紅樓夢》，翻閱了各種文獻資料，反覆推敲，用考據的方法弄清楚了曹雪芹的來歷和曹家家世的來龍去脈。

從而認定了曹雪芹才是《紅樓夢》的作者。

有意思的是，在當時的北大，校長蔡元賠是舊紅學的領軍人物，索引派的代表，並在1917年9月出版了《石頭記索引》一書。

胡拾的《紅樓夢考證》絕對是對舊紅學的打臉之作。

這個考證一出，把舊紅學索引派全部打翻，引起了極大的爭議。

不過蔡元賠並沒有惱火，反而積極幫助胡拾尋找文獻資料，來證明胡拾的考證有理有據。

這才是真正做學問的學者，這才是大家風範。

第八十六章　如流星一般消失的作家

事實上，蔡元賠一直沒有放棄索引派。

索隱派是紅學中的猜謎派、秘史派。

以索隱、秘史本位否定文學、歷史本位，透過字面，運用諧音、拆字、藏頭、謎語、讖緯等文字遊戲，用歷史上或傳聞中的人和事去附會《紅樓夢》。

從而考索出“所隱之事，所隱之人”，編造各種秘史。

魯訊的評語是：流言家看見宮闈秘史。

比如，蔡元賠在《石頭記索隱》中就認為賈寶玉，即傳國玉璽之義也，乃影射康熙時的廢太子胤礽。

在這個年代，這類宮闈秘史的說法具有較大的吸引力，把《紅樓夢》和清朝皇室聯絡起來，最終得出了《紅樓夢》是一本政治小說的結論。

“作者持民族主義甚摯。書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於漢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

此時，辛亥革命爆發時提出“反對滿清”的激情還未退去，人們大多懷有“民族主義”的情懷，因此《石頭記索隱》在當時得到了廣泛傳播。

一時間，蔡元賠成為索引派的集大成者。

1921年，胡拾發表了《紅樓夢考證》，矛頭直指他的上司蔡元賠。

他毫不客氣地指出蔡元賠的索隱是牽強附會的“大笨伯猜笨謎”方法，認為校長和他的“親友團”走錯了路。

由此開始了紅學史上的蔡胡之爭。

在這段時間裡，胡拾為了樹立考據派的地位，曾四處尋找錄有曹雪芹身世的《四松堂集》這部書，就在他心灰意冷近乎絕望之時，蔡元賠託朋友為他借到了此書。

從此，胡拾建立了《紅樓夢》的考據派。

此外，還有評論派和創作派。

魯訊就屬於評論派的代表人物，在他的《中國小說史略》中有對《紅樓夢》的雜論。

他認為紅學貫串了兩條紅線：一是方法上堅持文學欣賞，否定考證、索隱、探佚；二是內容上堅持“人情說”，否定“自傳說”、“秘史說”。

這是讓紅學回到《紅樓夢》本身，回到文學欣賞上來。

創作派是指在《紅樓夢》的基礎上再次創作，其實就相當於《紅樓夢》的同人小說。

當然，這裡不得不提到王國唯，他在1904年出版了《紅樓夢評論》一書，用西方的哲學思想來解析《紅樓夢》，從而探討小說的美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