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刑法的條款鑄在鼎上，公之於眾。這對於東西兩周的政治體制和政治理念，其破壞都是顛覆性的。因此，晉國政治家叔向便寫信給子產提出批評。叔向說，先王以禮治國，不肯制定刑律，是怕民眾有不軌之心，這才主張效法聖人以德治國。德治，才能任意使用民眾而不生禍亂。相反，如果制定法律還公之於眾，民眾就只知道法律不知道尊長，只知道律條不知道禮儀，甚至咬文嚼字來規避懲罰。那樣一來，不就亂了嗎？在下聽說，國之將亡，必行改革，說的就是這事吧？22

叔向很敏感，他感到了危險。

這危險，就是禮壞樂崩。

對此，子產的態度是不爭論。他回信說：僑無能，不敢聽命，也不敢不拜謝！

其實子產未必一定喜歡法治，但也不認為德治和禮治完美無缺。這是有實踐可以證明的。魯昭公元年（公元前541年），鄭國發生一起刑事案件。起因，是鄭國大夫徐吾犯的妹妹長得漂亮，有兩位公孫都想娶她。公孫楚已經下了聘書，公孫黑又強行去送彩禮。徐吾犯左右為難，請執政子產做主。子產說，這是國家沒有治理好，不該讓大夫您為難。她願意嫁給誰就嫁給誰吧！

徐吾犯照辦，兩位公孫也先後如約來到徐吾犯家。公孫黑盛裝打扮，厚禮相送；公孫楚穿著軍裝進來，左右開弓射了幾箭，然後一個箭步跳上戰車就走。徐吾犯的妹妹便說，公孫黑確實漂亮極了，但公孫楚更像男子漢。

於是她嫁給了公孫楚。

然而公孫黑卻不肯罷休，居然闖進公孫楚家，準備殺了公孫楚再搶人，結果被公孫楚用戈擊傷。此案如在法治社會，一點都不難處理。公孫黑無理取鬧，強入民宅，涉嫌殺人和強奪他人之妻，公孫楚則是正當防衛。然而按照禮治原則，卻只能判公孫楚敗訴。因為公孫黑是上大夫，且年長為兄；公孫楚是下大夫，且年輕為弟。因此子產將公孫楚驅逐出境，算是維護了禮。

想來這事一定讓子產糾結。因此第二年公孫黑涉嫌謀反，子產就毫不留情判他自盡，而且把與公孫楚爭妻也算作他的罪狀之一。公孫黑說，我創傷復發，早晚會死，請不要助天為虐。子產說，人誰不死？惡人不得好死，這是天命。本執政不助天，難道助惡人不成？再不快死，劊子手就來了。公孫黑無奈，只好自己吊死。子產又讓他暴屍街頭，身上還放著陳述其罪狀的木簡。23

這事發生在鑄刑鼎的三年前。但子產的政改，顯然並不單純因為此事的刺激；鑄刑鼎的影響，也要深遠得多。事實上，子產有可能是法家學派的創始人，鄭國也有可能是法家學派的發源地；24而德治與法治的分歧，則將從孔子一直爭論到韓非，我們將在本中華史第六卷《百家爭鳴》詳加論述。

魯國政變

子產政改的同時，魯國在政變。

政變雙方的交火，是在子產去世後五年發生的。其結果，政權表面上沒有被顛覆，國君卻實際上被趕跑。從此直到七年後新君即位，魯國都沒有國君。其實兵變失敗流亡國外的魯昭公即便回國，或沒有逃跑，也只是紙糊的面子。這次動亂，不過把面子撕破了而已。

是的，魯君早被架空，形同虛設。

這就不是一次政變可以完成的。實際上魯君的喪失權柄，如同周王的喪失權威，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如果說這也是政變，那麼，政變是緩慢進行的，甚至堪稱和平演變。可惜，《春秋》和《左傳》雖是魯國史書，對自己邦國的變故卻語焉不詳，我們只能從隻言片語中略知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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