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正身率教

戴珊，生於明英宗正統二年（1437年4月12日），其家族自宋代便有為官傳統，代代相傳的不僅是血脈，更有勤勉清廉的家風。戴珊自幼勤奮好學，天資聰穎，天順六年（1462年）便以優異成績中舉，兩年後更是高中進士，與李東陽、張達等一眾後來的名臣同榜，足見其才華出眾。

成化年間，戴珊的仕途穩步上升，從試監察御史做起，他始終堅持正義，不懼權貴。尤其是在提督南畿學政期間，他拒絕一切私情請託，堅持以學識和品德為標準考核學子，同時面對權宦汪直的南巡，他保持了文人的傲骨，不曲意逢迎，贏得了士人的普遍尊重。

在陝西任按察副使時，戴珊不僅在司法上公正無私，更注重社會教化，他親自巡視各地，修復古代聖賢祠廟，表彰民間孝義行為，身體力行地推廣儒家的倫理道德，使得當地風氣為之一新，士子民眾皆對其敬仰有加。

轉任浙江、福建兩地的按察使與布政使期間，戴珊更是展現出了卓越的治理才能。在浙江，他針對當地吏治弊端，實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同時有效解決了財政難題，確保了地方的穩定與發展。在福建，從右布政使晉升為左布政使，他繼續深化改革，提升行政效率，同時保持了個人生活的極度儉樸，離任時行李簡單，不帶走任何地方特產，其清廉之風令人讚歎。

二、撫治鄖陽

弘治二年（1489年），在明朝中葉的關鍵時刻，一位被譽為“正身率教”的官員戴珊，憑藉其卓越的政績與清正的名聲，經由當時的吏部尚書王恕的極力推薦，被提拔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肩負起撫治鄖陽等處的重任。這一任命，不僅體現了朝廷對戴珊能力的認可，也寄寓了對穩定邊疆、安撫流民、恢復秩序的深切期望。

鄖陽府，地處湖廣（今湖北）的西北邊陲，地理位置極為特殊，與河南、陝西、四川三省接壤，歷來是軍事、政治敏感地帶。這一區域由於頻繁的自然災害、戰亂以及朝廷管理的疏漏，導致大量難民流離失所，湧入周邊省份，他們在邊緣地帶開墾土地，形成了一個又一個的“流民”群體，對當地的社會秩序和稅收系統構成了嚴峻挑戰。這些流民往往為了生存，不得不逃避官方的稅收和徭役，從而加劇了地方的不穩定性和經濟的混亂。

戴珊到達鄖陽後，面對的是一個充滿挑戰的局面。他首先著手解決的是治安問題，面對盜匪橫行，他不僅組織兵力進行鎮壓，還創新性地自制陣法，加強防禦能力，並動員、訓練當地民眾，讓他們成為抵禦盜匪的第一線力量，這既增強了民眾的自我保護能力，又促進了地方的團結與和諧。同時，戴珊注重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透過恢復秩序，確保稅收的正常徵收，以此來穩定地方財政，為後續的治理工作奠定物質基礎。

特別是在弘治三年（1490年），四川的盜匪首領野王剛在竹山、平利一帶肆虐，嚴重威脅到了地方的安全與秩序。戴珊迅速作出反應，展現了其卓越的軍事指揮才能和協調能力。他不僅請求朝廷增援，成功會合了四川、陝西兩地的兵力，還精心策劃，派遣副使朱漢等將領率軍出擊。在精心部署下，當年底便成功擒獲了野王剛，其餘參與的流民則被視作被脅迫者，給予寬大處理，這不僅迅速平息了騷亂，還最大限度地減少了無辜平民的傷亡，體現了戴珊在執法過程中的人文關懷和智慧。

三、查處大案

弘治四年（1491年）二月，戴珊以其在地方上的顯著政績和在都察院的出色表現，被召回京師，擢升為刑部右侍郎。這一任命標誌著他正式進入中央核心決策層，承擔起更為重要的職責。在刑部，戴珊延續了其一貫的清正嚴明作風，深得同僚與上司的信賴。

到了弘治八年（1495年），戴珊的仕途再次迎來了新的高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