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以及價值取向的重建，它們走到我們面前了，可以相信這並不只是“個別現象”。�其實要從理性的角度來解讀這一切是很困難的。因為不管出於什麼原因，使用手機來監聽別人的隱私，實際上都已經構成了違法，都應該受到相關法律的懲處。故事本來就不應該存在，但媒體的作用只是揭示和監督。�採訪中工商部門的相關人士表示：“如果查出有違法生產、銷售、使用監聽裝置的案件，我們將在相關部門的配合下，堅決予以打擊，以淨化和規範通訊市場。”相信隨著執法部門的強力查處，各式“手機監聽器”必將像之前以“紐扣式攝像頭”為首的各種偷拍工具一樣，逐漸在國內銷聲匿跡。

�在記者的調查中，很多人都表示對手機監聽不甚瞭解，但他們知道有這樣一種現象：現在很多人又把那些帶攝像頭的手機換成不能拍照的了，因為老婆打電話時總是會說：“你手機不是可以拍照嗎？如果你真是在陪客戶吃飯，那吃完了給我拍幾張相片回來！”　�私家偵探唐先生說：“手機監聽肯定只是那些富有的‘少數人的遊戲’，但它也映襯了一種普遍的問題：我們處在的面具社會，我們面臨的情感欺騙。”�面具，當我們處於嚴酷的都市生活壓力之中，處於人的本能慾望與社會公共道德的矛盾對決中，我們的生活在本質上就是面具生活。名片、職位、頭銜，這是面具；人品、性格、情感，這也是面具。在一張張面具之下，都市生活成了一個開不完的假面舞會。“親愛的，我愛你，但我決不相信你。”似乎是在這個面具社會中對愛情最好的詮釋。�另一方面，當“二奶”、“小男人”在我們身邊“如雨後春筍一般”，假如拋開了法律，我們還能從道德上去“譴責”那些監聽自己丈夫或妻子的人嗎？除了相信自己親眼所見、親耳所聽，他們似乎已別無選擇。�丟掉手機？不，危機並不是來源於手機。��“手機竊聽”引發的相關法律問題�依照《國家安全法》規定：任何個人或組織不得非法持有、使用竊聽、竊照等專用間諜器材。�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規定：非法生產、銷售竊聽、竊照等專用間諜器材的，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非法使用竊聽、竊照等專用間諜器材，造成嚴重後果的，處兩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依照《民法通則》、《反不正當競爭法》等法律規定，非法使用竊聽器材盜竊其他單位或個人商業秘密的，須賠償受害人經濟損失；非法使用竊聽器材侵害他人隱私、名譽權的，須承擔精神損害賠償責任。

拍照手機惹出的“偷拍”等是非

據說人在逗狗時，在狗看來是它在逗人。如果手機也有思維，那麼它們現在肯定是滿肚委屈：“我一直以來不就是一個傳話的嗎？幹嗎非得弄一雙眼睛在我身上？難道就不想讓我專心幹老本行了？”�不過，如果它們知道了以下這則訊息，只怕委屈也會煙消雲散，繼而是一聲“Oh，My　God”的興奮尖叫。美國《時代》週刊，曾把這種帶“眼睛”的手機列為年度第二酷的發明。

評選的理由簡單而又深刻：“它把手機和數碼相機這兩種流行的裝置合為一體，開創了行動通訊的新時代。”�新時代嗎？是的。拍照手機的出現不僅更滿足了那些狗仔隊和私人偵探的需要，對於普通人來說，你可以隨時即興拍照，之後可以儲存細細回味，也可以透過電子郵件或者彩信的形式與朋友們分享。�拍照手機最大的優點就是攜帶方便，愛好拍照的人不可能時時帶著相機，卻可以做到手機不離身，而且它體積小巧、重量輕盈，不必裝進包裡更不用沉甸甸地掛在脖子上，免去得頸椎病的危險。“用起來舒服”是什麼概念，問問它就知道了。�然而，如果手機真有思維，只怕它還是不快樂的。有人說，在現代社會，只有兩樣東西會引發絕對的爭議：一是最古老的性，二是最尖端的時尚產品，拍照手機“很不幸”地屬於了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