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閎既沒有什麼深入的理解，也就談不上什麼感情。

第二，容閎是虔誠的基督教徒。

第三，二十四歲那年，在耶魯大學就讀的容閎，加入了美籍。

關卓凡並不懷疑容閎對於祖國的忠誠和感情，不然也不會委以重任，倚為臂膀。但同時，他也承認，容閎這種身份和經歷，使其很難對中國當時的合法政府，抱有真正的尊重。不然，容閎也不會做出這樣的事情——當他有意在政治上有所作為的時候，先去投靠的，是太平天國，而非朝廷。

當然，容閎的這個特點，對於關卓凡個人來說，在某種意義上，倒並不算是什麼壞事。

可是，若容閎因此而支援“留美幼童”信奉洋教和輕廢“中學”，卻是不能接受的——原時空的朝廷，不論“保守派”還是“洋務派”，包括“留美幼童”最大的支柱李鴻章在內，都不能接受。

關卓凡更加不能接受。

關節點在“留美幼童”的年齡上——這是一把地道的雙刃劍。

自小就接受西方近現代科學、文化的教育，小學、中學、大學“一條龍”讀下來，較之成人後再“放洋”之半路出家，所學自然更加紮實、透徹，思路也更加靈活、開通，更少牽絆，用之於“新政”、“洋務”——中國的近現代化建設，自然更加之得心應手。

在當時中國民智未開、保守勢力強大的背景下，曾國藩、李鴻章、容閎等人，對“留美幼童”的苦心設計。是有著非常特殊的意義的。

可是，事情還有另外一面：“留美幼童”年紀太小，心智尚遠未成熟，極易受外界的影響。在他們的成長過程中，如何保證他們的族群、國家認同不動搖、不轉移？如何保證成人肄業之後，回到中國的，不是一群“黃皮白心”？

必須承認，對於十來歲的小孩子來說。彼時美國的教育和生活，吸引力十倍於自己的祖國。更加有趣的學問，更加人性的教學，更加平等的人際關係，更加自由奔放的空氣，沒有一個正常的孩子，能夠抵禦住這些無所不在的誘惑。

你不能把他們裝到套子裡——事實上也不可能辦得到，因為你是在人家的學校裡上學、讀書。何況，“增長見聞”——觀察、瞭解、認識留學目的地，從更先進的社會制度中汲取養分。本來就是設計“留美幼童”的初衷之一。

為此，剛開始的時候，留美幼童不是集中住宿的，而是分散到美國當地幾十戶不同的人家中。

這種做法，就算套以二十一世紀的標準，也是頂“時尚”、頂“先進”的。要知道“留美幼童”可是十九世紀中後期的事兒呀。

既然不能把小孩子裝到套子裡，管理者能做的，就是守住底線了：

一，不入洋教。

二，“西學”、“中學”並重。在美國學校教育之外。從國內派出教員，常駐美國，對小留學生進行相當力度的“中學”教育，以此保證“留美幼童”不忘根本。

朝廷定規：“出洋後。肄習西學仍兼講中學，課以孝經、小學、五經及國朝律例等書，隨資高下，循序漸進；每遇房、虛、昴、星等日，正副二委員傳集各童，宣講《聖諭廣訓》。示以尊君親上之義，庶不至囿於異學。”

作為從二十一世紀穿越過來的人，關卓凡本人，對這些“中學”課程，並不感冒。可是，他承認，在當時的環境下，除此之外，並沒有更好的方案，可以保證小留學生們心繫祖國，不改族群和國家的認同。

當然，在本時空，事兒落到他的手上了，具體課程設定，自然要略作調整，譬如，那個《聖諭廣訓》，大約會拿下來，換上別的。

可是，大方向不會改變，即以“中學”教育，保證小留學生不變“顏色”。

遺憾的是，容閎就是要挑戰這兩條底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