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況一個儒家思想，更是赤裸裸的經世之學。什麼是經世？其實就是做官。不過是打著為民的旗號來說的。儒家思想的意思，不做官是難以為民服務的，所以要”學成文武藝，賣與帝王家”。

做官了，就可以為民服務了麼？非也非也。你做官靠什麼來保障官韌不是靠老百姓，而是靠皇帝。皇帝不能化身千萬，就需要官吏，如此，如何應對皇帝，就成了做官的第一學問。這是制度性的問題，並不是古代人傻，而正是聰明的選擇。不靠皇帝，難道靠你老百姓？這不是扯淡麼？

當然，萬千官吏中，終究還是會出些願意為老百姓謀福利的人，另外還有一些因為要維持統治而不得不為老百姓謀福利的人，這些官在發現天下大局不妙的時候，就會推行改革。

蕭客這幾年身處基層，對華夏改革的理解，已經逐漸由當年的理論理解，開始深入下去，同時也看到了更多的方面，更多的問題。

改革的需要，是根植於華夏社會的現實程序之中，無論是內部現實問題層出不窮，還是外部制度競爭的壓力。都使政治改革成為一種迫切需要。迫切需要被強行壓制，是因為存在另一種更迫切的需要、另一種更嚴重的隱性危機：保持基本穩定的需要，對於政治轉型過程極其極端化後果的擔憂。

社會的大轉型，成功的要決在於整個過程中保持穩定。

改革的最大難點就在於利益的重新分配，從上到下莫不如此。

在華夏，任何一項改草，都必須得到最高掌權者的支援，都要得到儘可能大的權力，否則，你將一事無成。

古今中外，任何改革必然是對既得利益格局的重新洗牌，受益者自然拍手稱快，而受害者必然竭力抗拒。

華夏曆史上的歷次改革，從商鞍到張居正，多以經濟改革為主，以吏治作為改革的主要內容，范仲淹同學是第一次。從華夏的歷史看，任何一次改革，只要觸及到既得利益集團，便如同與虎謀皮，沒有一次不是以失敗而告終的。將用人的權力，交給一兩個官員，勢必會造成，“用人惟親，用人唯我”的長官意志，造成託關係，走後門，巴結上司，獻媚權勢的歪風邪氣。沒有體制外的監督，休想觸動官場腐敗的一絲一毫。

當時的官場，不論有德無德、有才無才，有能無能，熬年頭，拼資格，只要沒有什麼過錯，不愁不能升遷。所以范仲淹的吏治改革從一開始就註定了必然失敗的命運。因為這次改革觸及了龐大既得利益集團。

任何一個王朝、一個國家、一種制度。給它帶來災難甚至最終導致滅亡的“憂患”幾乎是同這個王朝、這個國家、這種制度與時俱生的。這如同一個人，在他誕生的冉時，導致他死亡的基因已經潛伏在體內了。蕭震深知，一個政權應該在它還能基本控制局面的時候，在軟力量和硬力量都相對強大的時候，果敢地即時地向社會讓步，這樣掌握改革和社會發展的主導權。軟力量一旦喪失，硬力量的強大也就沒有意義了。因為一個政權的長久維持不可能單單憑藉硬力量。一個傳統政府能否成功轉型，根本上取決於能否留住人心；而能否留住人心，又取決於能否把握時機。在歷史轉折關頭，人心往往稍縱即逝。

坐在前往金寧開會的奧迫胎上，蕭震一邊看著林磊握著方向盤的手，一邊聯想起在美國時跟小姨的交流。蕭定深知改革不同於革命二者最大的不同在於：改革是在保持社會穩定的前提下進行的政治秩序改良。社會穩定的前提是社會結構的穩定，尤其是社會力量對比的穩定。這意味著改革是在原有力量對比基礎上進行的，一定的力量對比格局決定著一定的利益分配格局。在改革的過程中，由於強勢群體仍然強勢，他們掌握了各方面優勢資源，有能力左右改革走向。傷害強勢群體根本利益的改革必然被阻止，只有由弱勢群體承擔主要成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