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才可能比較順利推進，因為後者無力保護自己的權益。

除非根本改變原來的力量對比格局，否則改革不可能導致利益格局的天翻地覆。利益的來源、得益與受損的人群可能有所不同，但強弱貧富的主要物件難以改變。一旦改變原來的力量對比格局，改革即突變為革命。革命是透過對占人口多數的下層力量的動員，改變力量的對比關係，使弱者變為強者。只有在這種力量對比格局發生根本改變的基礎上，利益格局才可能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社會變革的成本才可能主要由原來的強勢既得利益群體承擔。

但是，革命以破壞秩序穩定為標誌，一般需要付出耗費社會物質存量、使增量難以為繼等代價。由於特殊的人口與自然資源約束，這種代價對華夏意味著大量人口喪失生存所必須的物質保障，這是華夏承受不起的代價；因此。避免革命是華夏社

社會演進是非線性的，人類在作出主動努力時應該保持足夠的謹慎。拒絕冒險，為歷史的偶然性預留空間。在既定格局無法改變的情況下，政府必須贏得強勢群體的支援才能推進改革，這也是強勢群體被稱為強勢的原因：強勢不僅僅是相對於社會而言，有時也相對於政府。

現階段能夠進行調整的主要力量是政府與公共輿論。政府雖然無力根本扭轉改革成本主要由弱勢群體承擔這一定局，但它可以透過干預二次分配，運用轉移支付等手段對弱勢群體進行一定的補償。

在強弱貧富的利益博弈中，知識分子應該選擇站在弱勢群體一邊。透過公共輿論的介入，改變具體博弈點上的力量對比，改善弱勢群體無力自保的境況，使他們擁有一定自保能力，減少所受侵害。知識分子與公共輿論的這種介入，對社會穩定至關重要。它可以使強勢群體即所謂精英聯盟對弱勢群體的傷害受到一定的限制，弱勢群體在承擔改革成本的同時，其最基本的權益有望得到保障，社會矛盾不會過度激化，衝突不會走向極端。

改革目標被提出並得到廣泛認同，是因為它符合全社會的整體利益與長遠利益。但是改革在某種意義上又是利益關係的調整，調整需要空間，需要有人承擔利益調整的成本；在既定力量對比格局下，改革在推行中必然暫時損害弱勢群體的利益。

沒有人有權力要求某些人為全域性或者長遠利益作出犧牲，因此這種犧牲實質上具有強迫性：弱勢群體易於強迫，所以作出犧牲的往往是他們。

華夏的改革要有適合華夏國情的標準，這就是社會主頭制度的標準，人民的標準。我們知道改革能解放生產力，但革命也能解放生產力。如果改革將華夏生產力改到需要革命來進一步解放，那華夏的改革就失去了歷史進步作用。在蕭震看來，最簡單的說法就是：華夏改革的底線就是不能把共產黨改革到人民的對立面；國企改革不能改出“二七大罷工”。

規則決定價值，而規則卻是由有利益傾向的人定的。全球化時代的市場經濟則是西方人定的。

所謂“效益”的立場，就是資本的立場，就是利潤掛帥的立場，而不是人民的立場。華夏市場經濟中的資本必須受到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駕御，效率脫離了公平，資本脫離了人民駕御，華夏的發展就不是可持續性的。

按照純經濟學的說法，社會公平也是生產力，也是良好投資環境的一部分。將國有企業市場化，利潤掛帥，這樣，城市兩極分化就是必然的結果。利潤掛了帥，企業競爭規則就變了。在利潤規則下，“國企。半定打不過“私企”因為後者可以不擇手段，前者則有社會公平責任。國家企業有公平的責任，還有保密的責任；保密是無形成本，這是沒有辦法越過的。私企沒有這麼重的包袱，當然就靈活。

不管意識形態如何，最低的社會保障對任何社會都是必須的，這樣社會才能穩定。人民應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