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華夏改革的核心價值。改革不能改出人民革命，這是我們改革的一個底線。目前華夏出現的大量社會問題已經涉及到華夏改革的道路問題。華夏的改革不能脫離社會主義道路，社會主義道路就是以人民為核心價值而不是以資本為核心價值。

華夏在改革前的政治結構就是政治權力分配的極端不平等。從人類的歷史實踐看，政治權力分配的極端不平等很少有例外地導致經濟利益分配的極端平等；然而在社會主義國家確實出現了例外：居然做到了政治權力分配的極端不平等與經濟利益分配的相對平等。這主要是源自超強的意識形態制約。然而，人類的歷史實踐又表明，這種超強的意識形態制約缺乏持續性，於是經濟利益的分配又回到了不平等的結構上去。所以，人們抱怨的今天的經濟利益分配的不平等，正是源於過去就已經設定的政治權力分配的不平等。

社會主義從本質而言，就是要實現兩個目標：一是經濟上社會勞動成果相對平等的分配；二是政治上廣大人民當家作主，即政治民主化。

華夏２。多年的改革歷程，大體上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結束於吶年代中期，這是中央主導的普遍優惠的放權讓利的改革。社會各階層普遍得利；第二階段就是到現在，是行政部門主導的，“攬權推責。的改革。行政部門利益集團成為改革的主要獲利者，社會其他階層成的改革成本的主要承擔者。

現在出臺的許多改革政策不再是普遍為了全民的利益和社會的進步。而是為了鞏固和擴大壟斷權力，以霸佔壟斷利潤；不再是為了公民和國家的利益，而是為了部門和個人的私利。例如，股市改革的目的不是為了最佳化資源配置、保障股民利益，而是推卸政府責任，騙取千萬股民錢財來承擔國有企業的虧損。國有企業改革的目的不是為了增加就業和稅收，而是為了安僚們以權謀私，搶奪企業財產，使成群的官商憑空致富。改革明顯走上了一條“權財攬進來，責任推出去”的嚴重失衡之路”“改革。成了一些政府部門對社會公眾利益進行合法錄奪的手段。蕭震在朗柳時特別關注的，也就是這個問題。

改革的動力是利益誘導，這很重要。但這個動力在有些行業改革和基層改革中，是很可疑的。有些改革我們看到的是部門利益的膨脹。這種，“內部人主導型改革。現象在華夏已經非常普遍。各個部門紛紛透過“部門立法”來保護既得利益和權力，防範別人對自身進行改革。這種，“內部人主導型改革。表面上看來，是華夏法制化繁榮一時，其實完全是與法治化背道而馳的鞏固權力的“霸王條款”。華夏的國有企業改革在過去基本上由國企領導人說了算，頂多再加上地方安員，實際上是怎麼有利於內部人的瓜分就怎麼來。這樣的改革當然不會有普通員工的好處，當然不可能讓大多數人共同富裕起來。

這種“內部人主導型改革”實際上成為華夏“權力資本化”的一個。過程。為什麼改革改不動，就是沒有注意到公共改革的這個蛻變過程。“內部人主導型改革。導致改革參與度低。政府容易自我膨脹。

後來蕭震認識到，只有”社會參與型改革”才能有效地解決“改革風險共擔”的問題，或者說是“改革壓力分擔”的問題。因為可以讓許多部門、許多地方、許多機構、許多組織、許多利益主體都有一種改革的壓力，而不是所有的改革壓力最後都集中在中央政府。

對知識分子來說，改革進入“深水區。後，利益和風險的權衡非常複雜，如果不能證明改革的收益將大於成本加風險，則不敢擅言此人對分權導致的建設性力量看到得比較少，而刷致的破壞性力量、掠奪性力量看到得比較多，甚至把批判的矛頭指向企業家，或者說指向民營企業主階層。回顧華夏經濟改革。最成功的就是給地方分權，進而形成地方參與的改革競爭。但蕭震覺得這個分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