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笑：“華夏的經濟發展戰略經過了一系列的變化。1953年～1978年，我國的經濟發展模式是優先發展重工業。從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我們照搬了蘇聯的發展模式，重工業投資佔工業投資的85％。1956年máo主席感覺到這種工業發展模式存在問題，就提出‘農輕重’的發展戰略。但直到1979～1981年的結構調整，才使得我國的經濟結構有所改善，農業、輕工業、服務業都得到了一定的發展。

改革開放後，我國多次對國民經濟結構進行調整，一直到‘九五’計劃提出要積極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其前提是要轉變體制，‘九五’計劃的目標建議就是實現兩個體制轉變。但從根本上來說，我國的許多制度xìng改變沒有實現，缺點就是著重於改變結果（增長方式），而沒有改變原因（工業化道路），因而保留了很多舊體制的遺留問題，改革效果不明顯。

舊體制遺產在以下幾方面表現較為突出，剛才我已經說過一些：第一是政fǔ對重要經濟資源的配置權力依然較大；第二是gdp增長仍是考核幹部的主要標準；第三是現行財稅體制仍以增值稅作為主要稅種，在中央和地方實現分權和要素價格扭曲的條件下，促使地方都搞產值大、收入多的產業。如果這些問題不能得到解決，必然導致各級政fǔ官員走老式工業化道路。

第十個五年計劃在實際執行中有兩個問題發生了變化。一是市場作為經濟結構調整主體的基礎xìng作用有所弱化；二是結構調整的方向發生了變化，不是按照比較優勢進行調整。”

這個時候，蕭寧忽然chā了一句嘴：“爸，xiǎo宸，我說一句。其實我老覺得，把經濟發展戰略提到國家宏觀戰略的角度，本身是否合適就是一個問題。經濟發展戰略這個概念使得我們經常希望有一部分人的認識變成支配整個國家資源配置的政策，這樣就得給政fǔ相當的權力，所以政fǔ部mén其實最喜歡用‘發展戰略’這個概念。不論我們討論的結果是優先發展什麼，只要到了政fǔ那裡，往往會扭曲為最能顯示其業績的東西，原因是不能真正給政fǔ設立一個好的jī勵機制。政fǔ的政策一定會扭曲市場資源配置，而且在不同的企業之間進行歧視，導致大量的尋租行為和**現象，所以我一直覺得靠政fǔ來發展這些新興產業是不太可能的。市場的優點在於不會讓每個人犯同樣的錯誤，而我們現在是希望那些不會犯錯誤的人為國家制定產業政策，告訴我們資源應該如何配置，這是很危險的，因為不存在這樣的人，一些人的錯誤會導致整個社會的錯誤。”

蕭正笑道：“我們都知道斯大林同志當年在前蘇聯發展了重工業，儘管在當時對於反法西斯戰爭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從長遠來看是弊大於利，是行不通的。而華夏**在南巡同志和你們爺爺的領導下提出了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市場經濟就是要充分發揮市場在配置資源中的基礎xìng作用。按照這個推論來說，xiǎo寧剛才的觀點是正確的，但是他的觀點如果這樣直白地說很多人也接受不了。這裡面其實有一個誰來決定發展戰略的問題。從歷史上看，有些規劃是相當好的，比如說十四屆三中全會和十六屆三中全會，一個是《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一個是《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都是相當好的規劃。所以，在華夏的體制下，國家在配置資源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討論發展戰略，還是不可避免的。同時，這可能也是華夏的一個優勢，雖然我們也遇到過很多的挫折，但我們有這樣的一個決策過程，只要黨做出決策，統一思想，用黨決定的方式定下來就可以高度執行，這個政策要是對的話就不得了。”

蕭宸卻表示了對蕭寧的一定支援：“如果完全是市場化戰略控制，我覺得寧姐說的完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