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正確的，但是現在不是這樣，大的層面還是應該有經濟戰略架構。但是微觀最好也要更多的市場化，我相信現在有一定的市場化程度，企業能夠做出正確的決策。比如說嶺南làng都勞動力成本上升的問題，企業就做出了理xìng選擇。”

蕭正呵呵一笑，卻忽然朝葉yù靈問道：“yù靈有什麼看法？”

葉yù靈本來不打算chā嘴，被這樣一問，只好說：“我覺得，經濟學家們有責任幫助政fǔ改變現有的經濟環境，即從官本位向商本位的轉移。在歷史中可以看見，任何一個國家在商本位佔主導的階段，就是人們生活最好的階段，gdp發展水平最高的階段；凡是在官本位的階段就一定是經濟發展最差的階段。計劃經濟的根源是零支出預算，就是我給你一塊錢，我就少了一塊。但是市場化經濟學原理是，我給你一塊錢要拿回十塊錢。現在的價格扭曲，是由於政fǔ主導造成的，如果不實現政fǔ從官本位商本位的轉型，就不可能實現真正市場化。”

蕭宸對此表示了謹慎的支援：“我們討論經濟發展戰略，尤其是看那些經濟學家討論經濟往往忽視經濟外體制的制約。剛才寧姐和yù靈所說的要素價格被低估，是市場價格低嗎？不是，是人為壓低的。如果說我國勞力價格低是因為有太多的勞務，那麼華夏土地如此稀缺，為什麼也這麼廉價？過去說làng都外來工十年薪資不長是由於勞動過剩，市場均衡工資就是如此。有趣的是當地政fǔ與‘批判的經濟學家’都這樣說，前者這樣說是推卸責任：市場經濟就是這樣，不怪我們。而後者這樣說則是以此來否定市場化，既然遷徙自由導致勞力湧入壓低了工資，出路豈不就是限制流動、重新束縛農民嗎？

而2004年民工荒有力地證明：所謂的勞工廉價並非‘市場均衡’之過，而是有非經濟的因素。在我看來至少有三點：第一是所謂集體談判權的缺失。近年來華夏商會自治的步伐遠遠超過工會自治的步伐，更別說外來工連非自治的工會也沒有，面對官府、廠商與本地戶籍特權三結合的壓力，外來勞工根本不能集體談判。沒有討價還價何談‘市場均衡’？第二，現在的發展階段，農業是弱勢產業，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至少在前幾年，農業要比正常條件下更為弱勢，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此次稅費改革前，我國的稅收實際上是‘倒累進’的，取貧益富，農民的‘負擔率’比其他群體更大。這直接導致2000年前後糧食主產區大量土地拋荒，農民被‘擠出’農業的速度反常地加快，這樣的‘勞動無限供給’不能說是純市場現象。第三，很多地方仍然歧視外來工，限入禁入的政策很厲害，因此當時農民工能進入的只限於很少的幾個地方，這些地方的勞動自然就‘過剩’到了反常的地步。去年稅費改革了，其他地方准入了，嶺南的‘廉價勞動’馬上難以維持。

以上幾個因素都是非市場因素。現在好講什麼‘政fǔ失靈’、‘市場失靈’，實際上是政fǔ有效的領域它‘失靈’，市場有效的領域政fǔ卻‘能得很’。恰恰反過來了。比如土地問題，現在很多人都說土地sī有制不能搞。土地sī有是不是最佳選擇我也懷疑，但問題是現在部分‘三農學家’說土地不能sī有的理由與某些土地管理官員討厭土地sī有的理由恰恰是相反的。前者說土地sī有農民就會賣地，農民失地就會天下大luàn，因此必須透過‘官有’來為農民提供土地保障。可是後者卻說土地一sī有農民就不肯賣地，官員搞不成圈地運動影響招商引資經營城市等等，因此必須靠‘官有’來奪取農民的土地。我多次聽到某些官員義憤填膺地說，如果搞了土地sī有他們的城市就不會發展那麼快，東方市之所以能超常發展就是因為有圈地制度。這不是扇了三農學家的耳光嗎？其實歷史上土地sī有造成農民戰爭的說法十分可疑，而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