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崔浩的悲劇，就是這樣產生的。殺他的同時，不但“誅清河崔氏無遠近”，連“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皆浩之姻親，盡夷其族”。一下子，就把那些名門望族，比拓跋氏文化層次要高得多的漢人，一網打盡。因此，強劣而汰優，便是野蠻戰勝文明的苦果。

所以，人類歷史，就是文明與野蠻的較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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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回想陳寅恪那樣的大知識分子，在“文革”間受辱於無知的群氓之輩，也就不以為奇。凡落後者，無不反對開化；凡愚昧者，無不仇恨文明；凡文化處於低下狀態者，無不對擁有文化的人，好的，採取戒備疑懼的態度；糟的，就是敵對仇視，欲除之而後快。這些人手中，一旦握有生殺大權，他的第一假想敵，就必是知識分子無疑。哪怕知識分子已經匍匐在他面前，輸款納誠，三跪九叩，吾皇萬歲萬萬歲，他也不放心，視那個磕頭如搗蒜的文化人，為首先要防範的階級異己分子。

得意與忘形（2）

所以，在中國封建社會里，文化要想發展，主要因素，是統治集團不那麼與知識分子為敵；次要因素，是社會相對穩定。兩者俱備，就出現漢唐文化的輝煌氣象。若戰亂頻仍，兵荒馬亂，遍地哀鴻，民不聊生；如果統治者不跟知識分子太作對的話，如晚唐，如南宋，文化發展也不至於完全停滯。要是像秦始皇那樣焚書坑儒，趕盡殺絕的話，哪怕天下太平，五穀豐登，也會出現全國範圍裡的萬馬齊喑的局面。

最眼前的例子，就是“文革”中把作家都關進“牛棚”的時候，一個個領教無產階級專政，只知檢討悔過，低頭認罪，苟延殘喘，惟求活命，哪裡還有工夫為文學興滅繼絕呢？——還真得感謝浩然先生，否則，那十年，在文學史上，就徹底空白了。所以，文化的興廢，藝術的枯榮，文明的發展與倒退，知識分子的生死存亡，全繫於當權者的一念之間，確實是數千年中國的事實。

如果，北魏的崔浩，這位豪門子弟，朝廷重臣，有比他大約早一個世紀的前秦王猛那種難得的清醒，瞭解拓跋氏的野蠻性，和他們對漢文化的警懼性，而不得意忘形，將矛盾激化，歷史又會是另外一個樣子了。所以，有的知識分子，總是過高估計了個人的力量，認識不到文明在野蠻的鐵蹄下，總是可憐巴巴的命運。最後，落了個身首異處的下場，某種程度上說，是自己把命玩進去的——誰讓他得意之後，還忘形呢？

晉室南渡，一部分大士族如王、謝豪門，到南方去了，留下來的漢族上層人物，自然也就不得不與少數民族政權合作。崔浩和他的父親崔宏，是為北魏的建立作出傑出貢獻計程車族代表人物。連魏國的國號，也是崔宏倡議的。可他們從心眼裡絕對看不起這些頭頂留一撮毛髮的統治者，背後稱呼這些人為“索虜”，雖然有的戎狄之君，用討這些大士族的女兒當老婆的辦法，來改變自己的成分；正如今天，有的作家忽然以為懂得些洋情調，就覺得成了貴族。攀一門高親，認一位名師，也跟著家學淵源，或學富五車起來一樣，都是一廂情願，作不得數的。中原知識分子與拓跋氏政權的精神上的對立，固然是民族矛盾，但實際仍是文明與野蠻的矛盾。

三至五世紀，黃河流域在少數民族的政權統治之下，老百姓始終引頸南望，仍是把地處江東的晉，和稍後的宋齊梁陳，視作正統所在。說到底，這種民心所向，是對文明的嚮往，和對野蠻的痛恨。所以，公元354年東晉大將桓溫率軍入關，駐灞上，三輔郡縣爭先歸附，“持牛酒迎溫於路者十###，耆老感泣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所以，好些外族統治者，總有竊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