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如何實現這一理想呢？

按照國際公認的標準，一個國家現代化的標誌之一是農村人口占到全國人口的５0％以下。這表明，消滅城鄉差別的重要方法之一就是農民轉變為城市居民。這種轉變不是農民當“候鳥式”的農民工，而是在城市有穩定的工作、收入、住房，成為真正的城裡人。改革開放之後，中國也開始了這一轉變過程，但遠遠未完成這一過程。要加速這一過程除了戶籍制度的改革之外，還有許多工作要做。

首先要給農民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這絕不是發展製造業和增加出口所能解決的。就業最大的部門在服務業。發達國家服務業佔GDP的70％以上，就業人數佔總就業人數的80％以上。中國的服務業僅佔GDP的三分之一，服務業發展的空間非常大。這是將來吸收農民最有潛力的部門。從企業來看，吸收勞動力最大的並不是現代化的大企業，而是中小企業。支援民營中小企業的發展對就業極其重要。這些道理並不高深，但在現實中，一說保增長，就是投資於大型專案，就是支援國有大型企業。看來，我們應該按增加就業的思路來調整產業結構，把就業而不是增長作為目標，從而真正實現富民。

農民的就業不僅取決於機會，還取決於他們的能力。“失業與空位並存”是當前中國失業，尤其是農民工失業的一個重要特點。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在於提高農民的就業能力。許多地方對農民進行就業培訓，這固然重要。但我認為比這更重要的是基礎教育。發達國家在工業化之前，成人識字率已達70％以上。政府始終重視基礎教育。我參觀過瑞典一所百年前的小學，其設施比中國現在許多小學都要強。農民受到良好的基礎教育可以迅速擁有在城市就業的一技之長，而且能更快地適應城市生活。我們農村不少基礎教育是有“量”而無“質”，這更加大了農民就業的難度。教育不是消費，是最重要的人力資本投資。對農民，這種投資更重要。

當然，無論有多少農民進入城市，一個社會總還要有農業，仍然有人當農民。所以，發展農業，提高農民的收入也是一個重要的問題。農民收入的增加，從根本上說還在於提高農業的生產率。提高農業生產率還在於走規模經濟之路。不過這種規模經濟不能走強制式的合作化之路，而要走市場化之路。市場化之路就是在產權明晰的基礎上進行土地兼併，實現大農業。兼併者是利用土地效率最高的人。在這個基礎上才有可能引進各種現代農業技術與裝置，實現高效率的現代農業。這一過程可以由農民進行，也可以由企業家進行。有實力的企業家進入農業，讓農民成為農業工人，提高經營的集約程度，是增加農業收入的一種好方法。小農經濟永遠只能在貧困線上掙扎。

我們以上所講的是長期中消滅城鄉差別之路。這條路可以從根本上解決農民問題，但實現起來有一個相當長的過程。我們需要一些能“立竿見影”的政策，讓農民享受到實惠。這首先要提高農產品價格，不要農產品一漲價就反通脹。農產品漲價並不是通脹。中國農產品的相對價格並不高，農產品漲價有利於農業的穩定與農民收入增長。但應該注意的是，農產品漲價的好處並沒有歸農民，而是富了各個流通環節。因此需要用市場化的思路理順農產品流通環節，保證農產品漲價增加農民收入。

在市場經濟中，農民是弱者，要改善農民的狀況還需要政府的直接扶植。各國都把財政支出的相當一部分用於支付農業和增加農民收入。我們也應加大財政對農民支援的力度，如提高農村社會保障的水平，投資於農村的基礎設施，支援農業科研等等。中國農村發展極不平衡，對貧困地區的農村尤其要加強政府扶植的力度。

農業部領導坦言“農民增收不可高估，城鄉差別仍在擴大”，也表明政府對這一問題的關注。希望這種關注變為現實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