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方事先做了充分準備，所提要求恰如其分，不搞庸俗的討價還價，而且相互關係融洽，談判進行得非常順利，很快達成了雙方都滿意的協議。１９８７年１月２３日，約瑟夫以他領導的全域性官員的名義，分別給我和自然資源與能源司司長寫來熱情洋溢的感謝信（見附件九），還同時給技合部謝啟美副秘書長髮來讚揚信。歐洲局局長普林斯（Ｊ．　Ｐｅｔｅｒ　Ｐｒｉｎｓ）即將退休時，並不忘記與我之間曾經有過的良好工作關係，於１９８７年３月２６日發給我告別信（見附件十），對“多年來的有效合作”向我表示感謝，並特別提及我們雙方如何用“合理有效的”辦法解決了曾經出現的分歧。開發計劃署其他地區司、局領導，每逢調職或退休，也少不了來辭行拜會或來函對以往的合作表示出友好的回憶。雖然這些談話和來函的內容離不開禮節性的客套，但如沒有往日的良好和融洽的合作關係，儘可不必作這樣的表示，他們在臨別之際仍不忘對我表達友好情誼，令我感動。

我在技合部任職期間，開發計劃署兩任署長，先是莫爾斯（Ｂｒａｄｆｏｒｄ　Ｍｏｒｓｅ），後是德雷勃（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Ｄｒａｐｅｒ　ＩＩＩ），都是美國人，第二把手副署長一直是布朗。他任職時間長，對情況熟悉，外界的印象是，署長抓政策大事，日常業務由布朗抓總。布朗來自牙買加，當過該國國家銀行行長，是一位非常精明、對業務很熟悉的領導。由於工作中接觸頻繁，並在同一幢樓內辦公，我與他之間也培養了個人友誼。１９８８年１月我從聯合國退休，他來參加我的告別酒會，並長時間地與我道別，表現格外友好。酒會結束後，我司一位處長卡斯蒂亞諾斯（Ａｎｄｒｅｓ　Ｃａｓｔｅｌｌａｎｏｓ，古巴籍，現為前國際公務員協會會長）對我說，布朗來參加告別酒會非常難得，建議我於離開紐約前去向他辭行以表謝意，希望他在我走後繼續給技合部以支援。我接受了卡斯蒂亞諾斯的建議去作辭行拜會，受到他的熱情接待。

當然，與開發計劃署之間也不是沒有過分歧的。如前所述，聯合國提供給發展中國家的援助不是用撥款的辦法，而是給受援國分配指示性規劃數字（ＩＰＦ），由執行機構去執行專案結算。這樣做，可以防止援款落入私囊，管理援助資金的機構與執行機構分開，也有利於防止舞弊。接近八十年代中，開發計劃署內成立了一個專案執行辦公室（ＯＰＥ），拿走了執行機構的一部分專案，又分包給一些企業，其中包括某些應由技合部執行的專案。１９８３年，聯合檢查組發表報告，說開發計劃署這個做法違反規定，損害了發展中國家的利益，違反聯合國系統機構間達成的諒解。１９８４年６月的開發計劃署行政理事會上，一些國家代表發言批評聯合檢查組的這份報告，並提出決議草案，要求今後所有專案由什麼機構執行一律由開發計劃署決定。我要求發言，而主席以直接有關的執行機構不得參與辯論為由不給我機會，我只好直接去找也在會場的發展與國際經濟合作總幹事辦公室的代表進行交涉。他見事情緊急，打長途電話到紐約請示總幹事，最後該草案無果而終。透過這次會，我感到在ＯＰＥ的問題上各方關係比我原來想象的要複雜，既然目前不讓執行機構參與，技合部不妨採取超脫一些的態度，等待開發計劃署理事會的代表們自己討論出一個究竟。不過，直到我離開聯合國，並沒有聽到有關此事的任何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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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掌握資金的專案分配權的機構周旋（3）

１９９４年２月起，開發計劃署的領導機構不再是原來的理事會，改為按地區分配原則輪流擔任的３６個成員國組成的執行局。近年來，該署工作轉向了以扶貧為中心。該署管理著一些特別基金與方案，其中包括以下三個重要基金：

聯合國婦女發展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