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派被逼著去實實在在地瞭解“洋務”，其中，終究會有一部分人，能夠對“洋務”得出一個大致正確的認識。在這個基礎上，他們就有可能意識到“洋務”也能夠給自己帶來利益，自然而然地，就會想著要分一杯羹。這個時候，原先的反對者，就有轉化為支持者的可能；至少，不再作梗。

此外，藉著這次會議，關卓凡開始對中國歷史上遷延數千年的兩個政治惡習下手了。

一個是“不言利”。

這是中國傳統政治中最噁心、最虛偽的一個花樣，真正是“自由啊，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而行”。歷朝歷代的改革，起因幾乎都是財政睏乏，則改革的措施無不為生利而行。被動了蛋糕的既得利益者，擺到檯面上的反對改革的理由，則無不是“君子不言利”、“不可與民爭利”，云云。

以前的改革者，涉及到這個“利”字時，總是心虛氣短，順著反對者的思路說話，辯解“俺這不叫言利”，“俺這不是在與民爭利”。關卓凡的對策，是徹底打翻這個套路：老子就是要賺錢，老子就該賺錢，怎麼著吧？你不言利？好啊，我不攔著，哦，你就別拿工資了——那是“利”呀！喝西北風去吧！

第二個，就是地脈、風水、龍王、河伯這套東西。

這個要比第一個麻煩得多，這是觀念甚至是信仰層面的東西，根深蒂固，連兩宮皇太后都篤信的，絕非一兩次會議扣扣大帽子就能解決，甚至，永遠也解決不了。事實上，對各種神靈的祭祀，依然是現下例牌的“政府工作”之一。但關卓凡至少要保證，政府對神靈們，只是一種“虛祭”，和具體政策、事務，不發生任何直接牽連。

所以，在論政之時，政府官員不可以把這些東東拿到檯面上來，不可以拿這些怪力亂神，干擾國家大政的制定和實施。

這個問題上，關卓凡還是有一定的理論優勢的。早期的儒家學說，確實不講究這些神神怪怪。“天人感應”這一套，是到了漢朝才真正興起來的。不過，那個時候，還玩的比較“虛”，像徐應祥這樣，直接扯什麼“龍王”“河伯”，實在是等而下之了。

會上，關卓凡丟擲的最大一頂“帽子”，是“報君父之仇”。

“報君父之仇”就要“師夷長技”，洋務就是“夷之長技”，誰反對俺辦洋務，誰就是反對“報君父之仇”——請問這頂“大帽子”，誰戴得起呢？

還有，這個口號，就像岳飛的“迎還二聖”，有很強的政治感染力。一方面，宗室和八旗聽在耳朵裡，固然像吃了興奮劑；漢員和普通老百姓，出於當時的基本政治觀念，也很容易接受。

這個說法，如果傳到英吉利、法蘭西那兒，可能多少引起一點緊張，但人家不見得會多麼在意，最多解釋一下：這只是為了遊說中國國內不同利益群體支援“洋務”的權宜之計，咳咳，國內政治嘛，你們懂的——這正是為了咱們兩國更好更順暢地合作啊。

關卓凡在會議上的慷慨激昂，傳到宮中，引起了巨大的反應。

母后皇太后，像當初聽到查塔努加大捷的訊息一樣，潸然淚下；聖母皇太后的眼睛，也溼潤了。

*（未完待續。。）

第二十三章　家祭無忘告乃翁

關卓凡“報君父之仇”這幾個字，靜夜鐘磬，金石作聲，兩位年輕的太后心絃震盪，不能自已。

庚申、辛酉之痛，整個宗室，甚至整個朝廷，大約沒有人比她們兩個更加刻骨銘心了。

英法內犯，倉皇出狩，顛沛流離，旦夕數驚。內外交困之下，痛愁憂苦之中，眼睜睜看著自己的丈夫，一個原本英挺玉立的青壯，一天天形銷骨立，終於一病不起，撒手人寰。留下孤兒寡婦，呼天不應，叫地不靈，幾無以自存。

而圓明園，雖然她們沒有親眼見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