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吞噬一切的蔽天烈焰；迴鑾後也再未重履傷心地，親眼看見殘垣斷瓦、煙荒草漫的慘景，但，那都是想象得出來的！

最重要的是，和其他人不一樣，圓明園本是她們的家啊。殿閣無言，草木有情，日升月落，寒來暑去，起居呼吸，笑言淚泣，盡在其中。那兒，留下了她們關於青春的最美好的記憶。

這一切，都葬送在英夷法夷的一把無情火中了。

因此，比起普通的宗室、朝臣，她們的痛，實在更深。關卓凡說“時至今日，兩宮皇太后每一思之，尤錐心泣血”，不算言過其詞。

也因此，她們的報仇雪恥之念，更加執著。

尤其是慈禧。她性格剛強而敏感，一口悶氣鬱結在胸膈間焚灼心肺，始終咽不下去。這口氣不出，百年之後，何以對列祖列宗？

原時空。慈禧的對外政策。經過各種輿論的反覆塗抹。到了後世，已經基本變成了“賣國求榮”四字。

不論在原時空還是本時空，關卓凡都不得不說：這真是“厚誣古人”。

慈禧主政的後期，確實昏招迭出，國家欲振乏力，江河日下，外侮愈甚。典守者不能辭其咎，慈禧是有重大歷史責任的。但是。“賣國”二字，卻怎麼也安不到慈禧的頭上。

一系列不平等條約，是打了敗仗的必然結果，換了誰可以不籤？從二十一世紀傳送一個憤青過來，就可以不籤嗎？

打輸了還不認賬？那就繼續打！如是，只會輸得更慘，丟掉的東西更多。

追責，是要追“為什麼打輸了仗”？而不是追“為什麼籤不平等條約”——倒末為本，莫此為甚。

事實上，慈禧是晚清最堅定的主戰派。從辛酉垂簾到戊申薨逝，這一點一以貫之。從未改變。不然，也不會鬧出庚子拳亂對萬國宣戰這種荒唐事情。

慈禧的問題，在於昧於形勢，不能客觀分析判斷敵我力量對比，不曉得自己手裡到底有多少牌，總以為“民氣可用”，只要“切實整頓”，就能給洋鬼子好看。可惜，“切實整頓”固然做不來，“民氣”也並不真的可用。於是，只好打一仗，輸一仗。

慈禧主政的大半時間，具體的政務，中央的掌握在恭王手裡，地方的關鍵則是李鴻章，偏偏這兩個人，是地道的主和派。

恭王和李鴻章，比之慈禧，見識更廣，也更加開通。他們主和，一半出於對內外形勢、敵我力量的正確評估；但另一半，這兩個人，也各有各的問題。

如果沒有庚申、辛酉的變亂，恭王會一直被他四哥壓著，永無出頭之日。我們無法揣測恭王內心深處的真實想法，但可以肯定，對英法犯境、明園被焚的感受，恭王和他的兩個嫂子，必然大不相同。

另外，自黜落復出以後，恭王銳氣大失，遇事畏首畏尾，敷衍了事。年紀愈大，這個情形愈嚴重，到了後來，頹唐萎靡，甚至連軍機處都懶得去了，有事就在府中辦理。當然，所謂“辦理”，亦不過身在其位，有的事情實在躲不過，胡亂塞責而已。

這樣的一個人，要他“十年生聚，十年教訓”，怎麼可能？！

原時空，光緒十年，即1884年，恭王第二次被黜落。時值中法戰爭，恭王和慈禧政見不合，慈禧主戰，恭王主和，對“上頭”交辦的事情毫不起勁，陰奉陽違——但這還不是最關鍵的，最關鍵還是恭王萎靡不振，遇事推諉，什麼主張也不肯拿出來，慈禧一忍再忍，終於忍無可忍。

而李鴻章，是地道的功名利祿之士。這並不是說，李少荃做官做事，就不為國家謀；但擺在第一位的，一定是他自身的利益。前文說過，原時空，李鴻章打完捻子，便再也不願意領軍作戰了。他對辦海防、辦水師很有興趣，但對把這些工作的成果投入實戰，自始至終，沒有表現出任何的積極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