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邪路，是歪路，不是正路，呂布不想讓子孫萬代繼續重複王朝更替的慘劇。

儒家理想中的封建帝國是千家萬戶依靠人力和畜力、使用鐵製農具耕種收割的自耕農，每年向帝國交納百分之十的賦稅；國君透過多層次的官僚代理網和基層的裡甲組織徵收賦稅，徵集兵員，保護帝國及其臣民的安全，維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級秩序，維護國君恩賜給各層臣民的相對權利，並向社會提供福利。每個王朝的開始幾十年裡，都是這樣度過的。

可在隨後的日子裡，現實關係總是頑強地偏離儒家的理想和規定，偏離所謂的王道和天道，呈現出日漸墮落的總體趨勢。並形成人們意料之中又擺脫不掉的王朝迴圈。這種偏離均衡點的趨勢，發源於官僚代理集團對代理人私利的不懈追求。最高統治者無力約束這種龐大的私下追求，弱小分散的小農階級又無力抵抗各級權勢集團整體或個體的巧取豪奪，於是就有了潛規則體系對儒家宣揚的均衡體系的替代，就有了王朝更替和治亂迴圈。

帝國制度下的農戶是以一盤散沙的狀態存在的，他們力量微弱。反抗官府壓榨的收益很微薄，卻面臨著殺雞嚇猴的巨大風險。在這種個體反抗風險遠大於收益的利害格局之下，只要能湊合活下去，退縮忍讓通常是農戶的最佳生存策略。小農經濟對貪官汙吏的耐受性很強，對帝國官僚制度的適應能力很高，直接結果便是支援了帝國的統治方式—就好像耐粗飼的家畜品種支援了粗放的牧養方式一樣，小農經濟也支援帝國粗放遲鈍的管理，並且間接抑制對帝國統治方式的耐受性較弱的工商集團的發育。另外，小農經濟對貪官汙吏的承受能力又孕育了導致帝國崩潰的隱患。由於貪官汙吏的敲詐勒索比較容易得逞。這個集團的收入水平較高，這就激勵更高比例的人口加入貪官汙吏的行列，激勵壓榨程度逐步升級，直到十羊九牧的生存危機出現，引發大規模的暴烈反抗。

小農經濟的分散自給特性決定了農民階級以兩種形態交替存在：和平生產時期的一盤散沙狀態與造反時期的集團狀態。對造反集團狀態的敬畏決定了統治集團對儒家規定的正式秩序的敬重，對一盤散沙狀態的輕視又導致了魚肉百姓的潛規則的盛行。王朝建立初期，農民造反集團的餘威尚存，儒家正式秩序實現的程度偏高。承平日久。潛規則在軟弱可欺的零散小農的土壤上成長髮育，儒家秩序的基本均衡被逐漸破壞。在這個過程的末端。則是迴圈出現的帝國崩潰和隨之而來的無政府狀態，以及逐鹿中原的軍閥混戰。而在爭奪天下的混戰中，最終獲得競爭優勢的體系，又勢必屬於駕輕就熟，無須冒險試驗的帝國制度，這是戰爭效率最高。社會認同最廣的制度。於是，帝國制度再一次出現在新一輪王朝迴圈的開端。

呂布不想重複李世民、趙匡胤、朱元璋的老路，一心一意謀求家天下的萬萬代，卻跟任何獨裁統治一樣無法長久，頂多維持兩百年。短則連二十年都無法維持，呂布不想讓自己的子孫萬代重複李家、趙家、朱家的命運，他必須要為自己以及子孫萬代想出一個可以持續久一些的制度。

呂布的目光放在古今中外各個國度，以他看來，那些實行君主立憲制的君主們確實據有前瞻的眼光，因為他們直到二十一世紀還保有皇位，而那些拒絕妥協，認為自己能力無邊，皇位可以傳個千萬年的早都灰飛煙滅了。

如果能夠讓大漢往君主立憲的模式發展，使大漢平穩過渡到真正的自由公正的法治社會，不再以暴力突變的方式發展，讓中華結束每次改朝換代都是暴力戰亂的輪迴，那麼呂布的功績可謂中華第一人了，什麼千古一帝的秦始皇、唐太宗都遠不如他，更別說女真族那個麻子野豬皮了。

君主立憲制度，從制度契約上約束了君臣之間的責任、義務，君主的權力被約束，就可以避免子孫中出現昏聵殘暴的而致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