們的工作積極xìng。

至於紐西蘭模式，八十年代徹底的改革把富裕國家當中的這個管制最嚴和最為封閉的經濟體制改造成了最積極地奉行自由市場政策的國家之一，其稅率最低，貿易壁壘最低，sī有化很普及。缺點是貧富差距急劇拉大。

再就是東亞模式。這個地區長期以來一直是經濟學家們鬥智的戰場。一些人把東亞快速的經濟增長看作證明了對市場友好的政策——低稅、彈xìng很強的勞動力市場和公開貿易的優越xìng。另外一些人則爭論說，韓國的產業政策就是證據，證明有選擇的政fǔ干預所帶來的可能收益。真實情況是，沒有單一的“東亞模式”：經濟政策差別很大，既有較為開明的香港，又有嚴加干預的韓國，不僅有印尼普遍的政fǔ**，而且也有極為廉潔的新加坡。東亞的共同點是對貿易的開放和儲蓄率超過其它新興經濟體。

還有德國社會市場模式。這個模式的優點是：出sè的教育和培訓，慷慨的福利國家和工資差距較xiǎo培養了社會的和諧；公司和銀行之間的密切關係助長了高投資。缺點是：權力過大的工會、高稅、過分慷慨的失業救濟和對勞動力市場及產品市場的廣泛限制導致了失業率居高不下。

最後是荷蘭模式。荷蘭一度是歐洲僵化症的一個極端例項。但現在一些人卻視之為歐洲其餘國家學習的一種模式。工人們接受了工資的較低增加，以換取工作崗位的增加；對兼職和臨時工作的規章放寬了；社會保險稅降低了。結果是失業率引人注目地下降——降到３．６％。荷蘭模式看來提供了一條途徑，減少失業，而又不大大削弱福利國家，也不造成報酬的巨大差異。然而，這種被當作頭條新聞的低失業率所繪出的圖畫，其玫瑰sè過於濃重；１／３的工人只在部分工作時間裡有活幹，這一比例是富裕國家當中最高的；有異常多的人領取喪失勞動能力或患病救濟金，因而沒有計入失業者之中。”

“分析得不錯，但我們華夏可跟別人都不同，你覺得這些東西對我們的借鑑意義何在？你又是怎麼看待我們國內的經濟模式？”蕭正的語氣bō瀾不驚。

蕭宸微微一笑：“借鑑意義暫時不說，我先說我們國內的情況吧。在現行的政績標準和財稅體制壓力下，許多政fǔ官員把‘結構調整’理解為大量投入土地、信貸等資源，從而大搞市政建設、形象工程，實現產業結構的‘重型化’，這說明我國還沒有脫離傳統的增長模式，是重走舊型工業化的道路。

舊型工業化是在第一次產業革命後，由投資驅動的工業化道路，其經濟增長主要依靠資本積累。我國在改革開放之前，走的就是舊型工業化道路。

時到如今，長期的舊體制仍然留下了政fǔ配置重要經濟資源，政績標準以ｇｄｐ增長為主，財稅體制缺陷和要素價格扭曲等一系列‘遺產’，使各級官員易於回到傳統增長模式。”

“嗯，弊端在哪？”蕭正的口氣聽起來，考校蕭宸的成分更大一些。

蕭宸自然毫不怯場，說：“舊型工業化有七大弊端：一是揚短避長，làng費資源。改善資源配置和提高經濟效率的首要要求，是‘揚長避短，發揮優勢’，而我國資源稟賦的特點是：人力資源豐富、自然資源短缺、資本資源緊俏、生態環境脆弱，在這樣的條件下集中力量發展重化工業，顯然是揚短避長，妨礙效率提高。

二是削弱技術創新，延緩提高效率。由於要素價格扭曲，政策向重化工業和加工業傾斜，壓抑了企業在技術創新、產品升級和提高效率上的投入。

三是造成原材料、燃料資源的高度緊張。2003年我國ｇｄｐ佔世界4％，而資源消耗石油7。4％、原煤31％、鐵礦石30％、鋼材21％、氧化鋁25％、水泥40％。華夏的自然資源並不豐富，無法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