琳部全軍覆沒，但最終未能成功解救安慶。隨著時間推移，城內的物資供應逐漸枯竭，給守城者帶來了巨大壓力。此時，曾國荃抓住機會，採取了更加積極主動的戰略，包括挖掘地道並使用炸藥攻擊城牆，同時還增設新的壕溝來增強防禦體系。

經過長時間的激烈戰鬥，雙方都付出了沉重代價。據記載，在一次特別慘烈的交鋒中，太平軍士兵手持稻草試圖填平湘軍設定的壕溝，但遭到猛烈炮火打擊，傷亡慘重。即便如此，他們仍前赴後繼地發起進攻，直至彈盡糧絕。到咸豐十一年八月一日（1861年9月5日），曾國荃終於透過爆破手段摧毀了安慶北門部分城牆，從而開啟了通往城內的通道。由於長期飢餓和疲憊不堪，城內太平軍已無力抵抗，主將葉芸來及大約一萬六千名士兵全部遇難。

不幸的是，隨著安慶落入湘軍手中，隨之而來的是大規模的破壞與掠奪行為。曾國荃縱容手下士兵肆意燒殺搶掠，造成了嚴重的平民傷亡和財產損失。事後統計顯示，“男子髫齔以上皆死”，大量婦女被俘虜，整個城市幾乎被洗劫一空。儘管如此，安慶的失陷對於太平天國來說無疑是一個沉重打擊，它不僅削弱了天京的安全屏障，也為日後進一步攻打首都鋪平了道路。

因在這場戰役中的突出貢獻，曾國荃受到了清廷的高度評價，獲賜布政使銜、按察使記名等榮譽，並被授予“偉勇巴圖魯”的稱號以及頭品頂戴。此後不久，他還接連攻克無為州（今安徽無為縣）等地，進一步鞏固了湘軍在該區域的優勢地位。

五、直取金陵

同治元年（1862年）初，曾國荃被任命為浙江按察使，並很快升任江蘇布政使。當時，上海方面因受到太平軍威脅而請求援助，曾國藩原本計劃派遣曾國荃作為援滬主帥，但曾國荃卻渴望直接攻取太平天國的都城天京（今南京），以獲得更大的功勳。他認為如果前往上海可能會受制於他人指揮，不利於自己發揮才能，因此他以“願任其難”為由拒絕了這一提議。五月初，在清軍尚未按照原定計劃行動之前，曾國荃便率領部隊迅速推進，接連攻克了無為、巢縣、含山、和州、太平府、東梁山、金柱關、蕪湖、江寧鎮、大勝關、秣陵關等地，並與彭玉麟所率領的湘軍水師會合，直逼天京城南的雨花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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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荃的快速推進引起了湘軍內部的一些爭議，連他的兄長曾國藩也對此表示擔憂，多次提醒他要謹慎行事，避免過於冒進。然而，曾國荃堅持認為直接攻擊敵人的核心地帶是更有效的策略，即使面臨風險也是值得嘗試的。為了支援弟弟的軍事行動，曾國藩一方面調集其他部隊協助打援，另一方面還增加了曾國荃手下的兵力，使其軍隊規模逐漸擴大到五萬人左右。

到了同治二年（1863年）三月，儘管曾國荃被正式任命為浙江巡撫，但他依然留在前線繼續圍攻天京。同年夏季，湘軍成功攻佔了九袱洲，切斷了天京與下游地區的聯絡及糧食供應線，使得這座城市陷入了更加孤立無援的狀態。在此期間，曾國荃採取了軍事進攻與政治瓦解相結合的方式，試圖加速太平天國政權的崩潰。不過，與此同時，他也面臨著不少挑戰，包括軍隊中爆發的瘟疫以及嚴重的糧餉短缺問題。這些問題導致了一系列內部衝突，甚至出現了士兵搶掠的行為。面對這些困境，曾國荃感到非常焦慮，但仍堅持不懈地推動著戰事向前發展。

隨著局勢的發展，太平天國明顯處於劣勢，天京已成為一座孤城，難以扭轉敗局。曾國荃極力排斥其他軍隊介入，先後拒絕了李鴻章部和白齊文領導的“常勝軍”的支援，決心獨自完成攻城任務。最終，在同治三年（1864年）正月和五月，曾國荃指揮下的湘軍相繼佔領了鐘山上的“天堡城”和“地堡城”，佔據了有利地形。隨後，他們在龍脖子山上佈置了大量的火炮，日夜不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