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眾堅守臺北府，並建議他親自率領一支精銳部隊，靈活應對戰局。然而，唐景崧未能履行責任，於7日逃離臺灣。最終，只有劉永福留在臺灣領導軍民繼續抵抗，但因缺乏足夠的軍餉和武器，最終於10月19日戰敗撤退至廈門。

六、參與變法

在甲午戰爭之後，張之洞積極參與了變法圖強的運動。儘管他在甲午戰爭期間未能有效支援前線，但在戰後，他上書朝廷呼籲總結失敗的教訓，並提出變法圖治的主張。維新派首領康有為在《公車上書》中稱張之洞“有天下之望”，表明了維新派對他寄予的厚望。張之洞也確實與維新派有過一些合作，如資助康有為組織的強學會，並支援《時務報》的創辦，這些都反映了他對變法的認同和支援。

然而，張之洞在支援維新運動的同時，也表現出了一定的保守傾向。他雖然最初支援康有為的強學會，但在看到慈禧太后採取行動關閉北京的強學會後，他以學術分歧為由退出了上海強學會，並停止了捐款。此外，他對《時務報》上關於爭取民權的文章表示不滿，並授意他人撰文反駁，這表明他在某些關鍵問題上與維新派存在分歧。

張之洞對湖南維新運動的態度亦是如此。當陳寶箴擔任湖南巡撫後，湖南掀起了一場維新運動，其中包括辦廠、改革教育等舉措，這些措施得到了張之洞的認可和支援。然而，當《湘學報》刊載了關於孔子改制和提倡民權的文章時，張之洞立即表示反對，並採取措施停止了該報在湖北的發行。這表明張之洞雖然支援改革，但在觸及到根本的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問題時，他傾向於保守立場。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張之洞出版了《勸學篇》。這本書受到了守舊派的讚賞，但遭到了維新派的激烈批評。《勸學篇》中的觀點被認為是維護封建秩序和忠君思想的，與維新派提倡的變革思想相沖突。張之洞在這本書中強調了“中體西用”的思想，主張在保留傳統儒家文化的基礎上吸收西方科技和教育，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對變法的理解和定位。

在戊戌變法期間，張之洞與維新派的關係更為複雜。他曾經讓陳寶箴推薦楊銳和劉光第，這兩人後來成為變法的關鍵人物。然而，當慈禧太后發動政變，戊戌變法失敗後，張之洞雖然試圖挽救他的門生楊銳，但未能成功。

七、鎮壓起義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中國北方爆發了義和團運動。這一運動以反帝愛國為口號，席捲了華北地區，對外國勢力及其在華利益構成了威脅。面對這一局勢，張之洞的態度是堅決鎮壓。他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鎮壓湖北天門縣、荊州府等地的人民焚燒教堂和醫院的行為，並會同沿江各省上奏朝廷，請求強力剿滅所謂的“邪匪”，同時採取措施安撫外國使館，並向各國表達歉意。

為了保護英國在長江流域的利益，英國與張之洞、劉坤一等地方實力派達成協議，簽訂了《東南互保章程》。根據這一章程，上海租界由各國共同保護，而長江及蘇杭地區的外國商人、傳教士及其財產，則由南洋大臣劉坤一和兩湖總督張之洞負責保護。這一協議得到了李鴻章、許應騤和袁世凱的支援，他們也加入到了“東南互保”的行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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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7月，張之洞在武漢逮捕並殺害了自立軍首領唐才常等20餘人。戊戌變法失敗後，唐才常等人試圖透過組織自立軍在安徽、湖北、湖南等地發起起義，建立君主立憲的“新自立國”，並試圖恢復光緒帝的統治。他們甚至希望透過日本來勸說張之洞，支援他建立“東南自立之國”。面對這樣的局面，張之洞在慈禧太后尚未失去對清廷中樞控制的情況下，選擇了抓捕並處決唐才常等人。

在處理自立軍事件後，張之洞注意到在上海張園舉行的國會中有許多著名士紳、學者以及留學生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