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內部的分裂也因此日益明顯。孫可望的這些行為不僅未能達到削弱李定國的目的，反而加劇了兩人之間的對立，為後來的內訌埋下了隱患。隨著李定國在戰場上的不斷勝利，孫可望內心的嫉妒和不安也愈發強烈，這最終導致了兩人之間的矛盾難以調和，為大西軍的衰落埋下了伏筆。

六、寶慶之敗

公元1653年（永曆七年、順治十年），孫可望率軍到達沅州後，立即派人召李定國前來議事，企圖藉此機會逮捕李定國並奪取其兵權。李定國在接到命令後，正準備動身前往，卻突然接到了劉文秀之子的密報，稱孫可望有意對其不利。這一訊息讓李定國陷入兩難境地：如果不去，可能會被孫可望以違抗軍令的名義興師問罪；但如果前往，則可能面臨危險。在此期間，孫可望連續下達了七道命令催促李定國前來，迫於無奈，李定國只好率部向沅州進發。然而，在途中，李定國再次收到劉文秀之子派人送來的勸阻信件，於是決定退回廣西，繼續籌劃北伐事宜。

孫可望逼走李定國後不久，便自食其果。當時，孫可望親自率領大軍從靖州（今湖南靖縣）出發，經武岡抵達寶慶（今湖南邵陽），部下有大將白文選、馮雙禮等，總兵力據清方記載達到十萬人，這場戰役被稱為岔路口之戰。

1653年三月初六日，清軍定遠大將軍屯齊帶領滿漢主力從永州北上寶慶，十五日駐紮在岔路口，距離明軍白文選、馮雙禮、馬進忠的營地周家鋪大約三十里。次日，清軍進至周家鋪，由於明軍佔據高地，地勢險要，加之天降大雨，雙方暫時列陣相峙。當天晚上，孫可望率領親軍從寶慶府趕來增援。

到了三月十七日，明軍主動下山向清軍發動全面進攻。清軍分路迎擊，雙方展開了激烈的戰鬥。最終，孫可望統帥的明軍戰敗，遭受了較大的傷亡，清軍繳獲了七百多匹馬和一頭戰象。清軍趁勝佔領了寶慶府。然而，清軍在這次戰役中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正黃旗的兩名蒙古梅勒章京韋徵和武京都陣亡。次年，清廷下發給衡州、岔路口兩戰陣亡清軍的撫卹銀高達十一萬八千餘兩，可見這場戰役對雙方來說都是非常殘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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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陰謀篡位

公元1654年（永曆八年、順治十一年），李定國在新會與清軍作戰時遭遇瘟疫，加之清軍增援，處境極為艱難。在這種情況下，李定國向孫可望求援，希望得到支援以渡過難關。然而，孫可望並未派出任何援軍，選擇坐視李定國兵敗。當李定國的部隊敗退回南寧府時，孫可望更是下令在李定國部隊經過的地方燒燬糧草，意圖切斷其歸路，並派出四萬多人阻擋李定國向貴州靠攏。

孫可望與李定國之間的矛盾日益加劇，南明朝廷及官員的介入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早在1647年（永曆元年、順治四年）春天，明雲南副使楊長知被迫歸順孫可望，並獲得了孫可望的信任。楊長知觀察到孫可望在佔領雲南後變得日益驕縱自大，渴望繼承張獻忠的秦王封號，但又擔心李定國等人不會服從。於是，楊長知開始在孫可望面前煽動，鼓勵孫可望爭取朝廷的“秦王”封號，以此來壓服李定國和其他將領。同時，楊長知也在李定國和劉文秀等人面前散佈關於孫可望的負面言論，指責孫可望獨斷專行，全不念手足之情。

在這樣的背景下，孫可望終於獲得了“秦王”的封號，從此他開始以皇帝自居，甚至要求所有衙署的稱謂前都要加上“秦”字。孫可望對待永曆帝的態度也越發傲慢，對其進行侮辱。永曆帝對此感到極為不滿，於是秘密派遣使者讓與孫可望有矛盾的李定國前來護駕。這一舉動最終引發了“十八先生之獄”，許多支援永曆帝的大臣遭到了孫可望的迫害。到了1656年（永曆十年、順治十三年）正月，李定國進入了安龍，成功迎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