賦”準則，一般地主業戶豈可隨意增收地租？＇6＇這也許就是政府不許隨意加租的最有力的說明。

乾隆十三年，雍正五年所定“田主苛虐佃戶及佃戶欺慢田主之例”，也終於修訂完成。＇7＇追索欠租，過去並不是政府的責任，也沒有什麼定章可循，從此以後，佃戶欠租，業主不得擅自責罰，佃戶也不得拖欠地租，否則官府皆可出面追究。新的規定無異給地方官員平白增加了許多負擔，而與他們應負的主要職責沒有多大關係，因此雖遇強佃抗欠，“地方官率漠然不顧，曰：吾但能催賦，豈能復催租”；＇8＇旗人取租，“乃州縣中有以抑挫旗人為不畏強禦者，有以袒護民人為善於撫字者，遇此案件，大都置之不理”，＇9＇　畢竟被置於一個較次要的位置。

在十八世紀，清政府還實行了賦役制度改革，其中最重要的，可能就是取消了已有數千年曆史的“人頭稅”，而代之以“財產稅”（土地稅）。取消“力役”，而代之以“僱役”。同時，改變身份制度，取消“賤民”名義，提高“僱工人”的身份地位，等等。上述種種作為，從“國家的視角”看，似乎便是欲使社會“平民化”，從而實現國家的“直接統治”。

同一時期，與之相關的是，民間租佃關係也有所調整，地租實收率不斷下降，租佃制度得以修訂。

據研究，自清初（甚至明末）以來，中國的地租額和地租實收率就在不斷下降。地租額的下調幅度一般是在20個百分點以上。而在十八世紀，地租實收率大約不過租額的七八成：

1。十八世紀上葉：

安徽休寧黃姓祀租簿（1697—1746），呈下降趨勢，實收率絕大部分為約定租額的八成左右；其中部分定額租亦呈下降趨勢，以期初數為100，平均實收額指數為74％；

福建龍溪縣（1715—1743），平均實收額指數為84％；

福建閩清縣（1718—1749），平均實收額指數為77％。

2。十八世紀中葉：

山東汶上縣美化莊孔府收租總帳（1736—1775），平均實收額指數：小麥52％，高粱56％，豆類47％，雜糧41％。

3。十八世紀下葉：

安徽歙縣仁和堂分成租冊（1754—1790），呈下降趨勢，平均實收額指數為70％左右（從早期的74％下降到七八十年代後的56％）；定額租冊，平均實收額指數為82％；

福建龍溪縣（1753—1799），平均實收額指數為71％；

福建閩清縣（1756—1799），平均實收額指數為62％。

4。十八世紀末：

直隸旗地中的八項旗租地，在十八世紀末已完數佔額徵數的三成到五成不等，平均為34％；

安徽祁門李姓亨嘉會租簿（1783—1800），趨勢有降有升，平均實收率約為78％；

歙縣亨嘉會分成租簿（1783—1800），趨勢不明顯，平均實收額指數為64％；

浙江嘉興某姓租冊（1784—1796），平均實收額指數為90％。

其中大多在八成以下，一些地方甚至只有五成、六成。可見地租佔單位面積產量的比重，即地租額，並不是一般所說的百分之五十，而不過百分之三十左右。在包括自耕農在內的全國糧食產量中，約佔百分之十二的，或更低一些。＇10＇

十八世紀中國民間社會經濟領域發生的這些變化不是偶然的，也與政府的政策及法律規定間有著某種關聯。

這種現象的達成，究竟是由於農民“鬥爭”，還是某種“情讓”（或所謂“道義經濟”），即傳統儒家理念作用的結果？抑或是市場上“交易雙方的一種日常性除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