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中學的教師，可是他卻對社會問題情有獨鍾，因此毅然辭去教師職務，考了社會學的研究生。社會學的傳統，是法國的孔德創立的實證主義，上世紀80年代，又是特別崇拜國外社會學研究方法的時期，有數學基礎的振洲，擅長於資料分析，所以方法論學得很出色。但我發現他特別有哲學和社會學的眼光，對社會歷史文化興趣極濃。

果然在讀研二的時候，他就和劉路新搞起了“毛澤東思想”文化研究，竟然翻譯起美國人羅斯？特里爾寫的一本鉅著《毛澤東傳》。其實振洲那時的英語水平還不怎麼高，我真沒相信他能把這本書翻譯出來。可是這傢伙真地拼了命，點燈熬油地幹起來，每到他的宿舍，就能看到他彎著那本來就有點駝背的腰，拱在書堆裡忙碌，頭髮長長的，眼睛紅紅的，簡直是走火入魔一樣。這兩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夥子竟真地把書給翻譯出來了。

吳振洲的愛國情懷（2）

《毛澤東傳》的中譯本出版後，羅斯？特里爾非常滿意，特意邀請劉路新和振洲去哈佛做研究。就這樣，振洲畢業後不久就去了哈佛，開始研究東亞史，走上了學者的求索之路。

自從振洲去了美國，我們就失去了聯絡。1998年，振洲在深圳邀請同學們聚會，我才知道他回國了，並創辦了企業，此時我們已經分別了10年。當時非常想去看看他，見見闊別已久的同學們，但因工作繁忙，未能如願。

從那以後，振洲的訊息就多起來了。我後來去深圳的時候，他常半夜三更地來看我。雖然振洲的生意做得大了，但還是很低調，依然一副打工仔的樣子，說起生意也是輕描淡寫。不過我知道振洲是有抱負、有思想的人，堅信他做生意也不會平庸。在香港工作的李亞宏跟我說，他去看了振洲的企業，確實做得非常好，管理得很現代，而且整個團隊特別富有人文精神，是少見的那種有文化的企業。我說，以振洲的為人和思想，這是可以想象的。

去年，在大連的聚會上，振洲就傾訴了自己的心路歷程，令我非常地感動。後來在劉路新轉給我的信上，又看到了振洲那段充滿激情的話。他說：“自古以來，我等知識分子‘學而優則仕’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在校園學習期間，我們是研究生院的精英分子，除了教學、科研和從政以外，我們甚至很少想過其他的謀生方式。其實，遍查中國的歷史，從來就不缺少當官的，也不缺思想家和學問家，偏偏缺的是企業家、銀行家、醫生、工程師、各類專業人士；缺的是實實在在將智慧與知識轉化為生產力和體現為直接效果或效益的人士”。

他列舉了畢業20年來我們那幫同學的經歷，從政的甚少，做學問的也不多，多數都下海經商去了。他不認為這是個消極現象，相反他認為是年輕一代知識分子順應時代潮流，順應時代需要的一種覺醒。振洲認為，正因為如此，我們現代化的車輪才有了更多人的推動，才有了今天改革開放的偉大成功。他說：“20多年彈指一揮間，但20年來的中國大地，卻是換了人間。我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過去20年祖國大地之變遷的速度和規模，不僅在地球上其他國家未曾發生過，就拿中國過去200年來講，也是無法比擬的。今日之中國，是我們上世紀80年代不能想象的。我們當初朝思暮想的現代化，我們覺得遙遙無期的現代化，我們在祖國的今天已經看到了越來越清晰的圖畫，我可以自豪地說，我們的祖國，每一天都在向現代化邁進。”

振洲當年也是一個憤青，可是如今，成熟起來的振洲並沒有背叛了當年的理想，而是找到了一條更實際更有符合時代要求，更有利於實現自己理想的道路。無疑，這是振洲對中國現代化的社會學思考的成果，也是他研究東亞歷史的結論，正是這樣，他從理論走向了實踐，身體力行地為祖國的現代化投入另一種拼搏。

我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