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括地說，前一個問題是：如何得到一個科學的樣本。後一個問題是：如何使樣本里的人合作。在性這種題目上，後一個問題基本無法克服。舉個國外的例子可以說明這一點，美國前不久進行了一次關於性行為的調查，前一個問題解決得極好，國會給社會學家撥了一筆鉅款來做這項研究，政府把保密的人口記錄（社會保險號碼）也對社會學家敞開了，因此他們就能得到極好的樣本，可以讓其他社會學家羨慕一百年。但以後發生的事就不讓人羨慕，那些被抽中的人中，很有一些人對自己進入這個樣本並不滿意——他們不肯說。如前所述，美國沒有居委會幹部，警察對這件事也不便插手。所以他們採用了另一個方法：死磨。我抽中了你，你不說，我就不斷地找你。最多的一位找了十四次，讓你煩得要死。這樣做了以後，美國的性社會學家終於可以用蓋世太保的口吻得意洋洋地宣佈說：大多數人都說了。還有個把沒說的，但就是在蓋世太保的拷問室裡，也會有些真正的硬骨頭寧死不說，社會學家不必為此羞愧。真正值得羞愧的是他們的研究報告：統計的結果自相矛盾處甚多。試舉一例，美國男性說，自己一月有四五次性行為；女性則說，一月是兩三次。多出來的次數怎麼解釋？——美國男人中肯定沒有那麼多的同性戀和獸姦者。再舉一例，天主教徒中同性戀者少，無神論者中同性戀者多。研究說明，不信教就會當同性戀。我恐怕羅馬教皇本人也不敢說這是真的，因為有個解釋看起來更像是真的，宗教的威壓叫人不敢說實話。最後研究的主持人也羞羞答答地承認，有些受調查人沒說實話。必須客觀地指出，比之其他社會學家，性社會學家做大規模調查的機會較少，遇到這千載難逢的機會，就有點熱情過度，忽略了一件事，那就是：我想告訴你什麼，我自會告訴你；我不想告訴你，你就是把我吊起來打，我也不會告訴你實話——何況你還不敢把我吊起來打。

拷問社會學（2）

誠然，除了吊打之外，還有別的方法，比方說，盯住了選定的人，走到沒人的地方，把他一悶棍打昏，在他身上下個竊聽器，這樣就能獲得他一段時間內性行為的可信情報。除了結果可信，還使用了高科技，這會使追時髦的人滿意。但這方法不能用，除了下手過重時打死人不好交代之外，社會學家也必須是守法的公民，不能隨便打人悶棍。由此可以得到一種結論：社會學家的研究物件是人，不是實驗室裡的耗子，對他們必須尊重；一切研究必須在被研究者自願的基礎上進行。從這個意義上說，李銀河所用的調查方法很值得讚美。她主要是請別人談談自己的故事——當然，她自己也有些問題要問，但都是在對方敘述的空隙時附帶式地提上一句。假如某個問題會使對方難堪，她肯定不會問的。這是因為，會使對方不好意思的問題，先會使她自己不好意思。我總覺得她得到的材料會很可信，因為她是在自己的文化裡，用一顆平常心來調查。這種研究方式比學院式的裝腔作勢要有價值——馬林諾夫斯基給費孝通的《江村經濟》作序時，說過這個意思。

想當年，費孝通在江村做調查。這地方他很熟，差不多就是他的故鄉；和鄉民交談很方便，用不著找個翻譯；他可以在村裡到處轉，用不著村長陪著。就這樣，差不多是在隨意的狀態中，他蒐集了一些資料，寫成了自己的論文。這論文得到馬林諾夫斯基非常高的評價。馬氏以為，該論文的可貴之處在於它不擺什麼學術架子——時隔很多年，中國的學者給這種研究方法起了個學術架子很足的名稱，叫做本土社會學。我覺得李銀河最近的研究有本土社會學的遺風。與之相對的，大概也不能叫做外國社會學。問卷調查的方法、統計分析的方法，雖然是外國人的發明，但卻確實是科學的方法。使用這些方法時，必須有政府的批准和合作，所以可以叫做官方社會學。縱然這是不得已的，藉助政府的力量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