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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已經五十年代了，時過境遷。胡適給唐德剛做口述時提及當年這一節，唐德剛猶憤憤不平，當然不是為胡適。他在文後加注，雲：“胡氏在1915年3月19日夜所寫的《致留學界公函》＇原稿為英文，見《留學日記》＇，辭義皆差。英文不像英文，意思猶不足取。一個國家如果在像‘二十一條要求’那種可恥的緊急情況之下，她的青年學生還能‘安心讀書’，無動於衷，那這國家還有希望嗎？”又云“不過胡適之先生是個冷靜到毫無火氣的白面書生，他是不會搞革命的；拋頭顱、灑熱血是永遠沒有他的份的，所以他這些話對熱血青年是不足為訓的。”　唐德剛不僅是熱血青年，多少還是“憤青”。幾十年過去了，尚未能給那時處在孤立狀態中的胡適以同情之理解。那封公開信的主旨是“安心讀書”、還是反戰，看不出來？我還真看不出多了些胡適那樣安心讀書的人，國家就沒有希望了。儘管胡適內心愛國，“日來東方訊息不佳。昨夜偶一愁思，幾不能睡。夢中亦彷彿在看報找東方訊息也”，　夢中都在看報，這是一個怎樣的細節？可是，等到胡適說出來，卻偏偏是：“……我自命為‘世界公民’，不持狹義的國家主義，尤不屑為感情的‘愛國者’……。”（同上）唐德剛親炙胡適，但他理解胡適嗎？不過，最後一句話唐德剛說對了：“他這些話對熱血青年是不足為訓的”。當時如此，後來更加，以後我們會看到胡適自己的慨嘆。一個熱血的世紀和一個容易熱血的民族（這是它的不成熟的表現），是不需要胡適的，就這個問題而言，胡適到今天依然是一個孤獨的“他者”。

十九　“愛國癲”（2）

當年胡適“不屑為感情的‘愛國者’”，他的遭遇放到今天並非就成為過去。那些北美留學生的愛國感和道義感當然不容置疑，但和他們持論不同，就是“不愛國”嗎？愛國的“愛”，是一種心理狀態，或者是一種動機，誰也看不見，能看見的就是各自面對問題的方式。誰又有權力把和自己方式不同的人斥為“不愛國”呢？就其動機而言，胡適力表反對意見，就是出於“為‘執筆報國’之計”。那麼，在方式的層面上，很難說“戰”就是愛國，“不戰”就是不愛。國是什麼？它不是一個空洞的框架，所謂“國以民為本”，國就是那些有血有肉的民，他們才是國的實體，也是國的根本。愛國，須以愛民為其衡量，愛民又非一句空話，須以愛其生命為其首要。那麼，把胡適批評的“決一死戰”拿來，請問，是誰去戰？是這些遙在北美的白面書生嗎？同樣，“吾輩非戰即死”，這“吾輩”，到底是“吾”，還是“輩”？說穿了，“吾”只是一個鼓動者，“輩”才是去上戰場的人——多合理的分工！一百年來，熱血沸騰的知識分子已經習慣這樣去“喚起民眾”，而無暇顧及這其中遮蔽的問題。如果說這就是愛國，它能是愛民意義上的愛國嗎？這分明是以別人的血肉饜足自己的愛國熱忱。退一步，即使“吾”上戰場，“吾”依然沒有權力鼓動“輩”和吾一道，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生命和他處置他自己的生命的權利。如果“吾”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