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國而“輩”則必需隨從，作為一種道德綁架，它反而是不道德的。

至於胡適，“為這種英雄主義之‘光彩’而作出全部之犧牲，值得嗎？”什麼叫“值得”？英雄主義還過問“值得”“不值得”？是的，值得與否，本身就是一種功利換算，這也正是胡適和“愛國癲”的不同。但，胡適的功利非關個人，此刻他關注的乃是最大多數的最大利益。戰爭是群體生命的填空，道義只能是個我律令：這是自由主義性質的群己關係。為拯救民族，不惜自己流血，這是道義。如果輪不到自己上戰場，卻說便宜的大話，這其實是要別人為道義買單，而且是用生命。因此，在群體安危的面前，選擇者沒有道義，只有功利。或者，出於最大多數的最大利益的選擇，就是道義。面對這麼多的生命，輕言開戰，儘管是為國，恐怕這國不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它想到了構成這國的無數血肉之軀嗎？挺戰者看起來佔據了“意圖倫理”，但沒有“責任倫理”打底的“意圖倫理”極為可怕也極不負責，它完全可以為了意圖而不擇手段，又可以為了意圖而不計後果。比較之下，胡適出言低調，但，這個“低”是因為它踩住了倫理底線。可以看到，胡適的公開信乃以是國家實力為依歸，沒有激昂的熱情，但卻流貫著理性的和負責任的態度。

以上諶湛溪批評胡適的公開信，認為它盤馬彎弓故不發，其意是要“中日合併”，而又不敢明說出來。胡適果有此意嗎？不妨從另一方面的事實來看。胡適一則反對中日開戰，一則反對日本控制遠東。1915年2月6日，美國的《新共和》雜誌發表一篇自稱為“###之友”的美國人的文章，它認為日本在中國佔優勢，未必不是中國之福。因為中國的共和已經完全失敗，中國人又不適應自治，缺乏這方面的能力，而人是需要主宰的。這樣，日本的干涉，可使中國得一個好政府。這是中國之福，也是列強之福。因此，遠東局勢的關鍵，不在日本是否干涉中國，而在於它對中國事務的管理是否負責有效。讀了這篇文章，聲稱是個世界主義者的胡適老大不高興，他投書《新共和》，批判了這種“謬論”：

這位“中國朋友”似已忘記這樣一個重要事實：吾輩正生活於一國民覺醒之時代。……在二十世紀的今日，任何國家皆不該抱有統治他國或干涉別國內政之指望，不管該統治或該干涉如何有益。中國國民之覺醒意味著滿洲統治之結束，對任何外來之統治或“管理”，國人定將憤懣不已。

在信的結尾，胡適引用了他崇拜的威爾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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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　“愛國癲”（3）

餘完全信奉威爾遜總統所言：各國人民皆有權利決定自己治國之形式，也唯有各國自己才有權利決定自救之方式。墨西哥有權革命，中國也有權利來決定自己的發展。

這是放在80多年後可以寫進新華社的語言。“各國人民皆有權利決定自己的治國形式”，請問，在一個政教合一的國家，比如前伊拉克，它的人民有這個權利嗎？

與《新共和》前後，美國的另一家媒體《外觀》亦據這個“###之友”發表《日本與中國》的社論，支援這種觀點。胡適一不做二不休，也向它投書，指那位自稱“之友”的美國人算不得中國人的朋友，也算不得遠東事務的專家。在這封信的後面，胡適不啻向日美和全世界發出警告：

餘作為一箇中國人，深知同胞之志氣與抱負，因此餘敢斷言：任何想要在中國搞日本統治或“管理”之企圖，無異於在中國播下騷亂和流血的種子，未來的一段歲月中國將雞犬不寧。目前之中國，對於任何外來“武裝”之要求，不管其是如何的不近情理，確實沒有能力去抵抗。然而無論是誰，如果他想要鼓吹以日本對中國的管理權或保護權來求得“維持東方局勢之穩定”，那麼，他定將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