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者的因果關係，把限制軍備、弭兵消戰放在了首位，為達到這一目的不惜任何代價，實際上等於從一開始就放棄了限制日本在遠東繼續擴張的最有效手段，即實際制裁和武力威懾。造成這種結果的更深刻原因是，美國在中國堅持的政策實際上是一種商業的、和平的經濟競爭和市場競爭，美國從一開始就註定不會為了保衛中國的領土完整或政治獨立而與日本開戰。而美國幫助中國取得了和日本一樣的海軍比例，實際上是寄希望於中國海軍對日本海軍的威懾和牽制，美國人當然知道中國當前的工業力量不足以建造和日本相匹敵的大艦隊，實際上幫助中國取得更多的主力艦噸位份額並無助於這種情況的改善。因為中國要實現完全的工業化，還需要更多的時間。

從根本上講，美國希望依靠自己的經濟力量，透過和平競爭佔領遠東市場，而日本獨霸東亞的既定國策也不會變，在無力同美國進行經濟競爭的情況下，必然採取“斷然措施”。因此美日矛盾終歸不可調和，這也決定了“華盛頓體系”最終破產的命運。

“華盛頓體系”與日本獨霸亞洲的野心是水火不相容的。其實早在巴黎和會召開之時，就有日本人近衛文磨以《排除以英美為中心的和平》為題，這樣寫道：“……對於壟斷了巨大的資本和豐富天然資源的、兵不血刃地壓抑了它國人民、使之不能自由發展而得以自利的經濟帝國主義，要按同樣的使用武力的帝國主義精神予以當然的否定……作為領土狹小、缺乏原料、人口不多、工業品市場貧弱的日本，在英國關閉殖民地之時，是無論如何也不能維護日本生存安全的。就是說，在這樣的情況下，日本為了自己生存上的需要，也不得不象戰前的德國那樣，採取打破現狀的舉動。”

而另一位日本國家主義者德富蘇峰也提出了“亞細亞門羅主義”的口號，稱“亞細亞的事情，由亞細亞來處理之。所謂亞細亞人，在日本國民之外，是不能擔負此項任務的。亞細亞門羅主義，即由日本人處理亞細亞的主義。”

是　由，

（三百四十六）醒腦之劑

與近衛文磨和德富蘇峰二人思想體系一致的日本民間法西斯運動領袖北一輝在1923年出版了系統闡述其法西斯主義理論的《國家改造法案大綱》，更是對湧動在日本政治主流之下的這股暗潮做了最為露骨的描述：“大日本帝國正面臨內憂外患同時襲來的有史以來未曾有過的國難”，要擺脫這場“國難”，就是對外發動侵略戰爭，“支那、印度七億同胞，在我x本扶導維持之外，實無其他自立之途。我x本在50年內將有兩倍的人口增長，不能不尋求百年後可養二億四五千萬人口的廣大領土。”日本為了“保護別的國家和民族”，“有主動開戰的權利　，又對別的非法獨佔廣大領土、無視人類共存之無道者開戰的權利　……日本積極向外發展的戰爭，並非只是為了日本的私利，而是一種正義行動，是為了促使別的民族積極地覺醒起來……英國是橫跨全世界的大富豪，俄國是地球北半部的大地主……在國際間處於無產者地位的日本，難道不能有在正義的名義下開戰的權利嗎？……在國內可以允許無產階級的鬥爭，卻把國際性的無產者的鬥爭看作是侵略主義、軍國主義，這是歐美社惠主義在根本思想上的自相矛盾”

北一輝的這些瘋狂思想後來成為日本軍部法西斯主義者的政治思想綱領，日本軍部的法西斯化、它的執掌政權、以及它所發動的侵華戰爭和太平洋戰爭，無一不是實踐了北一輝的這一流氓無產者理論。當然，在元老一息尚存、重臣把持大權、政黨和國會仍能發揮有效作用的20年代，日本的為政者尚可約束北一輝之流的這些瘋狂要求，採取與英美協調的“協調主義”路線，但華盛頓會議對日本的抑制使得日本軍方和擴張主義者清醒地看到，在向亞洲大陸擴張的道路上，不排除美國這個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