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滿清王朝。除了暗殺與暴動的宏圖大願，當時的中國留學生有相當一部分理想主義者，試著從文化上探尋救國之道，也就是要深究學術的精奧，解決形而上的問題，即胡適後來所倡導的“我們要救國，想要從思想學問入手，無論如何迂緩，總是免不了的。”【51】云云。而當時世界學術的前沿和最高殿堂在西洋而不在東洋，日本學術只是歐美學術的二手貨，要想真正明瞭徹悟先進文化的奧秘和前進方向，就必須像當年唐僧玄奘一樣，非到這一文化的發軔之地取經不可，否則近似扯淡。正因如此，魯迅便有了出走歐洲到德國求學的打算，可惜未能成行。倒是相對年輕的陳寅恪把這一理想化成了現實，了卻了平生夙願。

許多年後，陳寅恪在給清華學生授課時曾經說過：“日本舊謂其本國史為‘國史’，‘東洋史’以中國為中心。日本人常有小貢獻，但不免累贅。東京帝大一派，西學略佳，中文太差；西京一派，看中國史料能力較佳。”【52】

日本東京帝大是明治十九年（1886）由東京大學改制而成，藉助明治維新的契機，改制後的東京帝大仿德國現代化大學制度開科辦學，並大量聘請外籍教師，猶以德國比例為重。當時德國柏林大學的史學大師蘭克，門下有一叫利斯（Ludwig　Riss）的弟子，被聘為東京帝大新創立的史學科教授。後來名噪一時，且與陳寅恪在學術上交過手的東洋史代表人物白鳥庫吉，就是利斯指導的史學科第一屆畢業生。由於白鳥庫吉畢業後又遊學德、匈等國，成名後參加過數屆國際東方學者會議，故陳寅恪稱東京帝大一派西學較佳。而以內滕虎次郎為開山鼻祖的京都大學東洋史研究學派，所承繼的是日本漢學研究傳統，中文根底較深，即陳寅恪所說的“看中國史料能力較佳”者。儘管陳氏說這話時是在離開日本30年後的1935年，但總體評價尚屬公允，這除了陳氏本人後來與日本學者有所交流外，與他當年遊學日本有密切關係。如同後來中國的考古學派一樣，凡是傾向歐美學派與學術源流者，在新的文化程序中均得到發展壯大；凡承繼所謂傳統的學派如金石學者，逐漸沒落。日本的東京帝大派最終戰勝了西京學派而出盡風頭，其原因也固如此。　txt小說上傳分享

槎浮海外（5）

已見過世面併成為青年才俊的陳寅恪病癒後，不願再看日本小鬼的臉色，也不滿於日本的東洋史學，乃立下赴歐美遊學，直接從現代學術源頭尋找啟迪的雄心大願。為實現這一理想，在出國前，陳氏插班進入上海吳淞復旦公學就讀，主攻英語，兼及德、法等語言。經過兩年半的苦熬，於宣統元年（1909）夏畢業。是年秋，在親友資助下自費赴德國柏林大學就讀。宣統二年秋，遠在萬里之外的陳寅恪聞知日本吞併朝鮮的訊息，想到了祖國與東方被壓迫民族的命運，慨然作《庚戌柏林重九作》詩一首，內有“陶潛已去羲皇久，我生更在陶潛後。興亡今古鬱孤懷，一放悲歌仰天吼”【53】之句，抒發了憂國憂民的悲憤情懷。

宣統三年春，陳寅恪腳氣病復發，不得已轉地治療，北遊挪威，二旬而愈。這年秋，陳氏至瑞士，轉入瑞士蘇黎世大學讀書。當他閱報得知國內發生了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訊息時，即去圖書館借閱德文原版《資本論》就讀，以瞭解這場革命的內在理論體系。抗戰期間，陳寅恪在成都病榻上與自己指導的燕京大學研究生石泉談到共產主義與共產黨時，曾涉及此事，陳說：“其實我並不怕共產主義，也不怕共產黨，我只是怕俄國人。辛亥革命那年，我正在瑞士，從外國報上看到這個訊息後，我立刻就去圖書館借閱《資本論》。因為要談革命，最要注意的還是*和共產主義，這在歐洲是很明顯的。我去過世界許多國家，歐美、日本都去過，唯獨未去過俄國，只在歐美見過流亡的俄國人，還從書上看到不少描述俄國沙皇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