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心丸。

在十點鐘那通電話中，餘曉玲直接詢問我的要求。注意，這時她的語氣已經開始有點強硬了。

首先餘曉玲告訴我，她已經請示過她的工作單位、即羊城晚報的上司，斬釘截鐵地告訴我，羊城晚報作為一個大的新聞媒體。是絕對不可能向個人刊登什麼致歉信的。（這是原話吧？我有誣陷你麼？）

我當時聽了之後就挺納悶，為什麼羊城晚報作為一個“大”的新聞媒體，就“絕對”不可能刊登致歉信呢？

雖然說主要責任在於你餘曉玲小姐，但是羊城晚報按理來說也有連帶責任不是麼？因為你是那裡的員工，是那裡的記者。

是因為怕掉面子？毀聲譽？

呵呵，應該不會吧。古人云，知錯能改，善莫大焉！在教科書用這句話教育我們國家下一代的同時，難道你們作為這些孩子們的前輩、榜樣，就已經將這句話給徹底丟掉了麼？

糾正之前所犯的錯誤，勇於承認錯誤，在我看來只會讓人覺得羊城晚報是一個實事求是，敢於並且勇於承認報刊錯誤，並且刊登真實事件的新聞媒體。不是麼？

這麼說來的話，應該對你的工作以及對羊城晚報的新聞報業有著推動作用才對，不是麼？

再者，連**都說過要“實事求是”呢，並且，“實事求是”可是我們國家執政黨的核心指導思想，這一點，你不否認吧？

如果你不承認這一點。我希望你能大聲勇敢地喊出來，我想會有人請你去喝茶的。

而如果你承認了這一點。那麼就請你告訴我，為什麼我需要羊城晚報“實事求是”地報道新聞，挽回對我負面影響時，就變成了你口中的“絕對不可能”了呢？

好了，這個話題暫時告一段落。

在當時羊城晚報的採訪記者餘曉玲對我說了“不可能之類”的話後，我當時說實話是很憤怒的。從什麼時候開始，輿論已經變成這樣了？明知做錯了事，發出了錯的報道，但要更改、澄清、報道竟然是一句“不可能”，至於理由。因為羊城晚報是一個“大”的新聞媒體。

當時，我的妻子也從電影放映廳出來了，她也聽到了這些話，提醒我說既然致歉不行的話，就索賠吧，總好過白白受氣。

我一聽心想也對，因為我已經答應了那孩子李某的父母，儘可能地與羊城晚報達成協議，姑且權當是保持沉默吧，從羊城晚報這裡拿點補償金也不錯。

可是呢，餘曉玲大記者又給我來了句，以經濟補償彌補損失需要走法律途徑，否則羊城晚報不給予賠償。（是原話吧？）

我心中這就在想了，兩個方案你們這是打算一個都不履行了啊？

第一個方案：由你餘曉玲親自執筆寫致歉信，刊登於羊城晚報，因為你瀆職了，你身為一個記者，釋出公眾新聞的記者，竟然在沒有核實的情況下寫出了《偏科》這則報道，如果這都不算瀆職，那請你告訴我瀆職究竟是什麼。

不過第一個方案你拒絕了，理由同上文，因為羊城晚報是一個“大”的新聞媒體。

那麼就第二個方案：我保持沉默，你們羊城晚報給予我經濟上的補償，這樣對你們也好，因為你們不用掉面子（你們很在意聲譽，對吧？），不用遭到不必要的負面影響，同時呢，我對那孩子李某的父母也有個交代，畢竟那孩子的母親在電話裡說話時幾乎聲淚俱下還是挺滲人的。我想冒認就冒認吧，反正那篇《偏科》的報道已經放出去五天了，保不定還有多少讀者來詢問我，“呀，原來你是個初中生啊！”我這邊不說話含糊其辭也就是了，在從羊城晚報這裡得到補償的同時，也算是便宜了那個小孩，以後可以上個比較好點的學校。（呵，我想我那部《三國之宅行天下》小說多少會有點影響力吧，對於一個十七歲的孩子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