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變趁火打劫者；都有可能是殺死遊元的兇手；而這個範圍並不太廣；最有可能殺死遊元的就是關隴本土貴族集團。

但是；在政治上；這種分析和推演並不準確。政治博弈的背後；實質上是權力和財富的再分配；而當前爭奪中土權力和財富再分配權的兩大陣營就是改革和保守。以此為基礎來分析和推演今日東都政局；不難看到現在正在東都戰場上殊死搏殺的都是保守派；關隴本土貴族也罷；河洛貴族也罷；以元氏和八姓勳貴為主的虜姓老貴族集團也罷；以中土五大超級豪門為首的山東貴族也罷；甚至包括江左人；其本質上都有最大程度攫取中土權力和財富的貪婪**；都想最大程度的保全和增加自己的既得利益；都有遏制和打擊改革派的意願和動力；而問題就出在這裡；既然如此；他們就應該結盟合作；應該聯手推翻聖主和改革；但現實卻與預想得大相徑庭；東都大大小小的保守勢力不但不合作；反而大打出手；這是為什麼？

一定要透過表象看本質；雖然目前在東都“政治舞臺”上使出渾身解數賣力表演的都是保守派系；但千萬不要忘記了這個“舞臺”上還有改革派系；現在他們要麼在臺後等待上場；要麼在臺下敲鑼打鼓；而更重要的是；所有頭腦清醒的人都必須弄清楚一個事實；現在這個博弈的大“舞臺”就是由他們提供的；舞臺上正在上演的“戲”也是他們導演的；而這出“戲”最終如何結尾；決定權則在這出“戲”的編劇手上；而這個“編劇”正是聖主和忠誠於他的中樞。

第一次東征失敗是個轉折點；改革派在政治上失去了制高點；保守派乘機反攻；雙方打了個旗鼓相當；如果這一政治狀況不能及時逆轉；改革將陷入停滯；將難以為繼；而改革一旦倒退；改革派將在政治上潰不成軍；必將失去對朝政的控制；丟掉最高權柄；為此聖主和改革派必須奪回政治上的制高點；於是就有了第二次東征。

如果第二次東征的真正目的不是軍事上的；不是國防和外交大戰略上的；而是政治上的；是打擊政治對手；是奪回政治優勢；是維持改革派對朝政的絕對控制；那軍事上的勝負是否重要？顯然不重要；因為第二次東征只是一種政治手段；目的是打擊政治對手；軍事上的勝利並不是第二次東征的目的所在；所以軍事上的勝負也就無關緊要。

由此來推斷；第二次東征就是一個政治煙霧彈；就是一個政治陷阱；就是一個政治誘餌。

在第一次東征大敗；國力嚴重受挫；聖主和中央權威嚴重受損的情況下；倉促發動第二次東征的風險已經被無限放大；稍有變故；比如大範圍的天災、比如糧道中斷、比如政治風暴；等等；都有可能導致第二次東征失敗。而第二次東征是聖主和改革派一意孤行的決策；如果失敗；聖主和改革派將在政治上遭受前所未有的重創；改革必定停滯乃至倒退；這還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們必將失去對朝政的控制；失去最高權柄。既然有如此大的風險；聖主和改革派為何還要一意孤行？

這就是政治陷阱的玄妙所在。我失敗了；我就要把責任推給你們；我讓你們留守兩京；讓你們督辦糧草；結果你們沒有完成任務；導致了我的失敗；我當然要懲罰你們；大不了玉石俱焚同歸於盡。反之；我打贏了；贏得了軍事上的勝利；那麼也就挽回了政治上的頹勢；回去後我就要繼續推動改革；如果你們執意做我前進路上的障礙；我會毫不留情地予以清除。

對於保守派來說；沒有選擇；這場博弈他們不能輸；輸了也就意味著在權力和財富的再分配上失去了話語權；然後他們將在大一統改革的凱旋號角聲中灰飛煙滅；但問題是；如何才能在保全自己利益的基礎上；摧毀第二次東征？也就是說；為避免與聖主和改革派拼個玉石俱焚；必須找一個“替罪羊”；而這個“替罪羊”就是楊玄感和他的兵變同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