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齒寒之憂，須臾不能去。故日君臣上下自此益加意提防。兩國交際上有此種種觸緒，加以朝鮮藩屬問題未能解決，遂生出以後之惡感。

“（光緒）十一年正月，日本遣其宮內大臣伊藤博文、農商務大臣西鄉從道來天津，議朝鮮約。帝命李鴻章為全權大臣，副以吳大澂，與議。諭曰：‘日本使臣到津，李鴻章熟悉中外交涉情形，必能妥籌因應。此次朝鮮亂黨滋事，提督吳兆有等所辦並無不合。前據徐承祖電稱，日人慾我懲在朝武弁，斷不能曲徇其請。其餘商議各節，務當斟酌機宜，與之辯論，隨時請旨遵行。’三月，約成，鴻章奏言：‘日使伊藤博文於二月十八日詣行館會議，當邀同吳大澂、續昌與之接晤。其使臣要求三事：一，撤回華軍；二，議處統將；三，償恤難民。臣惟三事之中，惟撤兵一層，尚可酌允。我軍隔海遠役，本非久計，原擬俟朝亂略定，奏請撤回。而日兵駐紮漢城，名為護衛使館，今乘其來請，正可乘機令彼撤兵。但日本久認朝鮮為自主之國，不欲中國干涉，其所注意不在暫時之撤防，而在永遠之輟戍。若彼此永不派兵駐朝，無事時固可相安，萬一朝人或有內亂，強鄰或有侵奪，中國即不復能過問，此又不可不熟思審處者也。伊藤於二十七日自擬五條給臣閱看，第一條宣告嗣後兩國均不得在朝鮮國內派兵設營，其所注重實在於此。臣於其第二條內添注，若他國與朝鮮或有戰爭，或朝鮮有叛亂情事，不在前條之列。伊藤於叛亂一語，堅持不允，遂各不懌而散。旋奉三月初一日電旨：撤兵可允，求不派兵不可允。萬不得已，或於第二條內添敘：兩國遇有朝鮮重大事變，可各派兵，互相知照。至教練兵事一節，亦須言定兩國均不派員為要。臣復恪遵旨意，與伊藤再四磋商，始將前議五條改為三條。第一條，議定兩國撤兵日期；第二條，中、日均勿派員在朝教練；第三條，朝鮮變亂重大事件，兩國或一國要派兵，應先互行文知照，及其事定，仍即撤回，不再留防。字斟句酌，點易數四，乃始定議。夫朝廷睠念東藩，日人潛師襲朝，疾雷不及掩耳，故不惜糜餉勞師，越疆遠戍。今既有互相知照之約，若將來日本用兵，我得隨時為備。即西國侵奪朝鮮土地，我亦可會商派兵互相援助，此皆無礙中國字小之體，而有益於朝鮮大局者也。至議處統將、償恤難民二節，一非情理，一無證據，本可置之不理。惟伊藤謂此二節不定辦法，既無以復君命，更無以息眾忿，亦系實情。然我軍保護屬藩，名正言順，誠如聖諭謂’提督所辦並無不合，斷不能曲徇其請’。因念駐朝慶軍系臣部曲，姑由臣行文戒飭，以明出自己意，與國無干。譬如子弟與人爭鬥，其父兄出為調停，固是常情。至伊所呈各口供，謂有華兵殺掠日民情事，難保非彼藉詞。但既經其國取有口供，正可就此追查。如查明實有某營某兵上街滋事，確有見證，定照軍法嚴辦，以示無私，絕無賠償可議也。以上兩節，即由臣照會伊藤，俾得轉圜完案。遂於初四日申刻，彼此齊集公所，將訂立專條逐細校對，公同畫押蓋印，各執一本為據。謹將約本封送軍機處進呈御覽，恭候批准。臣等稟承朝謨，反覆辯折，倖免隕越。以後彼此照約撤兵，永息爭端，俾朝鮮整軍經武，徐為自固之謀，並無傷中、日兩國和好之誼，庶於全域性有裨也。’由是中國戍朝鮮兵遂罷歸。”（《清史稿》卷三一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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