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略，敘事文字精煉，然必時有脫漏，自有不得不然之苦衷。其良史之才、治史之念都毋庸置疑，但其寫史時所能見到的檔案材料應該與王沈差不多，陳壽蜀亡入晉，其對曹魏前期材料的掌握、蒐羅大概也不會超過王沈，這都使其必有確鑿根據才會據以筆錄刪削增撰，只能依據所看到的材料而改寫，如非親歷，自難辨其偽與隱，這個道理從《三國志》涉及東吳的部分可以得到印證。大歷史學家　田餘慶先生在《孫吳的建國道路》一文依據裴注大量兼收幷蓄的內容，間以其它材料，論述了孫策孫權兄弟挑戰漢統、被江東各階層人民長期視為叛逆不願合作因而導致孫策兄弟誅戮英豪的事實。田餘慶先生千七百年後洞燭幽隱，才得以恢復歷史真相。為陳志拾遺補闕，始增益了有關問題的資料。這些事實在東吳末年韋昭著《吳書》時孫吳政權與江東名豪大族早已合流，書中對於孫策誅戮英豪之事不得不有所諱忌，輕描淡寫，著墨甚少，陳壽撰著《吳志》時自然無從細辨，更未遑大書。這就說明號稱實錄的陳壽《三國志》其實也包含很多非其本人有意造偽的歷史謬誤。政治的原因（下文有論）、儒家的原則需要寫史的人為尊者諱，無法寫出一個真實的曹操面目，也無法將其壞事全都公開寫出，就更加無從描寫、刻畫真實的曹操。這說明曹操的史料普遍存在一個可信度問題，都要經過反覆的審查、驗證才能相信、並放心使用。相較而言，吳人《曹瞞傳》、宋人《世說新語》之類的其它材料因沒有此類忌諱反而可能更可信，有時細節或有失實，但大體上是可以印證的。　。。

何以如此？千古曹操只一人（13）

現在有一個問題需要說明，曹魏史尚有當朝魏人魚豢私撰《魏略》（或曰《典略》，二書關係不明），約在魏亡前後成書，魚豢入晉多年不當官，多半也是心屬曹魏之人。該書散佚已久，細查今天所能見的條目，似乎沒有故意隱匿曹操、曹魏壞事的地方，前引二例就是顯證。但其方面它也有不少不可信的地方，失之於採用傳聞太濫。陳壽寫《三國志》時，前引郭皇后死亡真相及曹操戲責卞後的事均真實可信而又無需忌諱，陳壽都未見採納。這說明私撰的《魏略》可能當時尚未流傳，陳壽因而並未見到採輯，不像通常人們想象的因其成書在前就必然被陳壽見到、採用，此二例若陳壽看到了而不加採納，就實在虧欠良史的名譽。

不應只聽曹操說　要看怎麼做

研究中經常見到的是，曹操怎麼說怎麼說而不是寫他怎麼做怎麼做，而沒有按照共產黨對待反動派所要求的“聽其言觀其行”的原則，今以《讓縣自明本志令》（或叫《述志令》）為例說明，這是紅色曹操研究中一篇備受推崇的經典文獻，但它實際上只是一篇用於宣傳的檄文，目的在於減小輿論壓力，寫的非常不錯，聲情並茂，感人至深，可惜的是，如果仔細回味會發現那大部分都是謊言。令人奇怪的倒是那些吹捧曹操的人沒有看到結果嗎？曹操說這些話的時候，移漢之志已堅如磐石，只不過分存感把握的好，沒有讓人察覺。或者只是讓清醒的人意識到，但並不足以讓其去蠱惑社會大眾同聲譴責，更不足以刺激擁漢人士拿起刀槍反抗。足智多謀、知人善任的荀彧侍奉曹操十幾年也沒有清醒地覺察到。這更見曹操內心之陰韌、可怕。

韋鳳絹先生觀點頗能代表之前的情況：該文“是反映曹操思想和經歷的一篇重要文章，作於建安十五年。當時，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