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協力，擊潰魏軍！”

最後一句，劉義隆有些歇斯底里。

“臣弟遵令。”

“兒臣遵旨。”

“微臣遵旨。”

所有人都大聲喊道。

皇帝不要太監宣詔，而是親自當面口諭。

眾人既感熱血沸騰，也覺得壓力山大。

……

劉宋皇帝御前會議，所謂“商議北伐”，其實是沒有商量餘地的。

劉義隆早就與親弟弟、太尉、江夏王劉義恭密議了幾次，拿定了主意：舉全國之力北伐魏國。

御前會議上，皇帝公佈的“三路出擊、一路襲擾”方案，也是兩兄弟商定的結果。

會議結束後，劉宋全國立即進入備戰狀態。

現在是五月，七月雨季開始後，河水暴漲，各航道通航能力大增，是一年中運輸軍隊、武器、糧草供給等人員物資的最佳時機。

南北朝混戰到如今，變成宋、魏兩國對峙。它們都想吞併對方，卻都不敢輕舉妄動。

這是因為兩國各有優勢、劣勢。

僵持也好、決出強弱也好，都受到某些條件制約。

首先是地理條件。

這裡不得不提及“中國”這個概念。

“中國”最早出現在西周金文體《尚書》中，那時的“中國”概念，是指夏商周以來，“華夏民族”居住的區域。

這個區域的地理位置，不同歷史時期，並不是絕對固定的。

有時更靠西部，有時往東移，有時向南邊發展，有時又佔了北邊一些地盤。

大致上是在後世的陝西、山西、河南、河北、山東區域。

《尚書》裡，華夏民族居住地之所以用“中國”概念，是因為東、南、西、北都有其他民族居住。

那就是所謂的“東夷、西戎、南蠻、北狄”。

這四個明顯帶貶義的概念，是華夏民族對其他民族的稱呼。

其實就是指後來的東胡、鮮卑、匈奴、羌、氐、羯…等民族。

也就是東方的越國、南方的楚國、西域各國、北方東胡或匈奴政權。

“中國”不斷向東、南、西、北擴大地盤，融合族群，概念代表的區域也不斷變大。

但是可以說，一直到很晚，“中國”只是一個“地理+文化”概念。

“中國”正式成為法律概念，要到1869年。

那年，清朝政府與沙俄政府簽訂《尼布楚條約》。

條約上，兩個締約主體，一方是“沙俄”，一方是“中國”。

這個“中國”，就是清朝政府代表索額圖、佟國維，用來代替大清政府的名稱。

自此以後，涉及到國家關係時，“中國”才成為這一片區域核心國家的稱呼。

在此以前，秦、漢、晉、南北朝國家、唐宋元明清，都是以自己的政權名稱代表自己國家名稱。

正因如此，東周時期的那些國家名稱，在歷史上反覆出現。

比如，曹丕奪漢，他建立的政權是“魏國”，這個“魏國”，也就是春秋晚期，“三國分晉”產生的那個“魏國”的名稱。

曹丕自稱“魏國”，也是復辟東周魏國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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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地，拓跋珪將自己的國家名稱，由“代國”改為“魏國”，也是想表明：自己的道統來自“東周魏國→曹氏魏國”。

同理，司馬炎篡魏，將國號改成“晉”，也是要表明：自己就是春秋霸主“晉國”的繼承者。

劉裕將國號定為“宋”，也是用春秋時期的宋國定位自己，表明自己是有道統傳承的。

後來出現的“齊”、“周”、“陳”…等等，都是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