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諸位文武官員，好長時間沒見皇帝發如此大怒，個個噤若寒蟬，不敢有所言語。但直隸總督畢竟非同一般的官員，而且是在那官官相護的環境中，直隸總督在朝中怎能沒有三兩個人為其說好的。只見一位官員走出佇列，來到皇帝御座前跪下：“皇上息怒，直隸司書等一班官員著實可恨，但請皇上憐念直隸總督這些年來為皇上守疆衛士，不辭勞苦，還請皇上從輕發落……”話還未說完，嘉慶皇帝打斷道：“直隸總督乃我朝重臣，其所行所為當為其它各省樹為楷模，理當嚴於律己，約束部下，現出如此大案，而任總督、藩司懵然不知，竟同木偶，所司何事？實堪痛恨！諸位愛卿，如此官員，如果從輕發落，那大清王法將何在？我大清江山將何保？”隨即，嘉慶命人寫好詔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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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費淳、長麟、慶格，爾等奉旨前往直隸查得司書王麗南假雕印信，勾串舞弊，事實清楚，證據確鑿，鋤此大奸，實乃大快人心。望爾等以事實為依據，以大清律歷為準繩，嚴懲重處，交部審議。對於歷任失察的總督、藩司，決不可姑息，均應計贓定罪，再加等問擬，以儆效尤。欽此。”

費淳等人接到皇帝的詔書，進一步地深挖細查，很快便查明，在藩司方面，瞻柱任內虛收之數量多，有十九萬餘兩；顏檢任內次之，為六萬二千餘兩；鄭錦任內為二萬二千餘兩；同興任內為二萬餘兩。在總督方面，顏檢任內最多，虛收銀達二十萬八千餘兩：胡秀堂任內次之，為六萬二千餘兩，梁肯堂任內二萬二千餘兩；陳大文任內為七千餘兩；熊枚任內為二千六百餘兩；姜晟任內為一千五百餘兩。

嘉慶皇帝接到如此詳細的報告，對費淳等人的工作甚為滿意，很快傳下命令，直隸司書王麗南及州縣官陳錫鈺、徐承勳等二十餘人抵法，處以極刑並查抄家產；對於失察的歷任直隸總督、藩司，亦各按其任內虛收數目多寡，分別予以懲治，除病故多員外均交部嚴加議處，侵虧各數，俱令在各任總督、藩司名下分賠；已故各員，亦當責令其家屬按數追繳，對於在職的人員，也很快給予處理。現任總督顏檢革職，充軍發配至烏魯木齊贖罪；同興亦革職；姜晟、陳大文、熊枚降為四品京堂；襲行簡在藩司及署督任內，均有虛收情況，但他在交接時，曾奏明藩庫款項未清，著慶格接手後查辦，故給予革職留任；吳熊光在接任藩司時，對前任之虛收情況未有查出，雖有失察之咎，但在本人任期內，由於對下屬管察較為嚴格，未有虛收情況，故只交部議處。

嘉慶皇帝一次處理如此眾多的地方大員，這對於後來心慈手軟的嘉慶皇帝來說，雖不可說是絕無僅有，但也著實不多見。各級官員似乎從嘉慶皇帝的這一舉動中看出，嘉慶皇帝懲治腐敗，不再只是掛在口頭上的了，要動真格的了，一些平時行為不端、手腳不乾淨的官員也要有所收斂了。

一次處理如此眾多的地方大員，各級官員在感受著皇威的震懾。當然，作為皇帝的嘉慶心裡也十分不平靜，一個問題久久地縈繞在他的腦際之中，究竟什麼原因使得這些地方官員膽敢如此鋌而走險？從這件事中應該吸取什麼教訓呢？

這一天上得早朝，各位文武大臣分別呈上奏章後，嘉慶帝問道：“各位愛卿，還有什麼要啟奏的嗎？”眾位大臣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