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的那幾天，電影繼續演，觀眾繼續看，既然沒有人抱怨，當然就沒有人會退票。

告別式——

阿義和他似乎在開學第一天就已經交上朋友了。

第一堂課的自我介紹，他一開口全班就笑成一團，因為他的國語帶著很重的南部臺語腔調，聽起來很像豬哥亮在主持節目。

沒想到他好像也沒生氣，看了大家一眼之後說：「我是很認真地想跟大家認識，但是如果我的國語讓大家覺得這麼不正經的話，那我用臺語講好了。」

然後他就用流利而且有點古味的臺語介紹他自己，不過語氣裡有掩蓋不住的怒氣和挑釁。他說其實他不想來北部考高中，因為家裡是種田的，土味重，都市沒泥巴，怕水土不服；不過，國中校長想拼業績，說如果他考上北部第一志願高中的話，三年學費要幫他出，所以才來考。

他說原本以為要進這個學校這麼難，學生必定都很優秀，沒想到連自己都考得上，所以覺得「咱大家都差不多，不必龜笑鱉無尾，以後就共同學習，共同漏氣求進步。」

講完之後全班安靜，不過，肯定不是震驚，而是大部分的人根本聽不懂，少數聽懂的也不能體會那些顯然超齡的語意，直到阿義笑出來並且率先鼓掌之後，全班才有點禮貌性地跟隨。

他寄住在板橋親戚家，親戚做的是承包辦公大樓清潔的生意，假日或寒暑假他都跟著幫忙，奇怪的是，每次出去工作他總是穿學校制服；兩人混熟了之後，有一天阿義問他為什麼不跟其他人一樣穿工作服？沒想到他的回答竟然是：「那人家不就把我當成跟他們同款的人？」

阿義的媽媽很疼他，因為是同鄉。阿義的媽媽常邀他到家裡「吃好料、補一下」，兩個人在廚房講鄉下的過去和現在，講學校老師誰還在不在等等；媽媽常說阿義國中之後跟她講的話還沒有他多。

兩人後來更熱絡，因為一起編校刊。不過，後來校刊出了大麻煩，因為他訪問了幾個當年稱為「黨外」的校友，學校有意見，報紙上還鬧了好幾天。

阿義常想或許就因為這個因緣吧，他從此和「政治」沾上邊；大學時期他花在那幾個選上公職的黨外校友的辦公室的時間好像比在教室多。

阿義和他大學同校不同系，他念歷史，阿義念企管。考上大學的時候，阿義的母親包了一個十萬塊的紅包給他，笑著說是「同鄉會」給他的獎助學金，阿義記得他紅著眼眶跟媽媽說：「我一世人會記得你和阿義這分情！」

阿義的爸爸對他始終沒那麼熱情，有一次還有意無意地跟阿義說：「這種朋友要小心，嘴唇薄的人，比較無情。」記得媽媽還罵他迷信。

畢業後，阿義跟著爸爸從商蓋房子賣，而他果真走上政治之路。

第一次參選的時候，阿義贊助了他一大筆錢，總部成立那天他早早到，當看到競選文宣上他把「校刊事件」也當作過去抗爭的資歷時，阿義才驀然想起青春年少時曾經發生過的那件事。

板橋那些親戚看到阿義全都迎過來，忙著端茶、遞煙、遞檳榔；當阿義看著那一張一張黝黑、熱情的臉的剎那間，不知道為什麼忽然想起當年他說：「那人家不就把我當成跟他們同款的人？」的時候，那種有點不屑的表情。

後來阿義常跟朋友說，那一天他第一次瞭解什麼叫做「選擇性記憶」——他記得的，阿義早已遺忘；而他或許已經遺忘的部分，阿義卻如此深刻地記得。

那次他當選了，報上說他是少數形象清新的當選人。

八〇年代初期那個全新的政黨就像一個孕育已久而終於呱呱墜地的寧馨兒一般，備受寵愛、期待與包容。

阿義還記得在另一次的選舉活動中，當這個政黨的某個候選人在臺上以激情的語言述說民主運動過程的挫折和所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