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呢？

如果那個“君子協議”不能算是離崗手續，難道基層領導就沒有一點責任，反而要我這個受害者來承擔嗎？

明明是夏振川揹著厂部弄虛作假，濫用職權，又不理會與廠組織部已經商議過的“通知”，拒不讓我上班，而且廠組織部長早已知情，怎能說我“擅離崗位”？

我不計其數地要求給出路，回來上班或把編制掛走，甚至於辭職都行，如何能說我“不聽勸告”？

我發現檔案上沒有公章，覺得奇怪，問鄧書記：“這份檔案上面為什麼沒有公章？另外有沒有給我個人的通知書？”

“我問過廠裡，他們說是內部檔案，不蓋章的。對於除名，廠裡是不發通知書的。”鄧回答說。

我感到事情很蹊蹺，便又來到廠組織部，強烈要求在檔案的影印件上加蓋公章，並且註明我得到這份影印件的日期。

劉煥宇說：“你要蓋章想做什麼？是想去告我們呵，我們是不可能跟你蓋章的，也不可能會跟你出任何證明。”

看來，這一切都是有用意這樣做的。

已無錢住院透析、躺在家裡、隨時會被尿素氮和肌酐吞噬生命的老母得知內情，痛泣不止。在她老人家一生的經歷來說，一個人的正式工作，就是一生的生活保證。我抹著淚安慰母親，這只是個別人濫用職權，組織上知道了實情，一定會還我清白，幫我解決的。

此時，我的內心深處突然感受到了一種強烈的衝擊：被單位開除，這對一個身為人師的教育工作者來說是何等的恥辱，以後還如何面對那數以千計、曾被自己教育過的學生？他們又會不會能夠理解我這不幸的遭遇？

當晚，我徹夜憤然疾書，寫好了一份給廠長江建林及廠各有關部門的申訴材料。

這份材料有五千多字，回顧了江拖是在什麼樣的情況下把本人給請來的，回顧了我來江拖後的工作表現到底如何。材料中說：

當初，江拖要我時好話說盡，來了以後，卻是如此對待，而我五年來的工作有目共睹。

那時，我尚在成人高校半脫產學習，除擔任了高中文科班和初中地理課以外，還在廠職工大學也兼了課，此後又主動承擔了因蕭大雄老師調走而留下的全部美術課。高度超負荷的工作，我無任何怨言，甚至晚上也常來校為高考學生義務輔導。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十八日，是一個觀察哈雷彗星的好日子。這天晚上，我率高中文科班學生，在南昌鐵路二中求助於該校的天文儀器，為能夠看到哈雷彗星，一直守候到深夜，收到了很好的教學效果。在全校學生最感興趣的學科調查中，我教的地理學科總被學生投票為第一。

在一九八六年，我教的文科班地理；學年考試平均成績達到84分，這是有底可查的，也是該校前所未有的。

此外，我還接合本職工作，在全國多種報刊發表了大量的學術、教研論文和科普文章及文學作品，並且頻頻獲獎，對《江拖企業報》自己也沒有少出力，而且自以為是的遞交了入黨申請。

我寫這些是為了表功嗎？不是！是因為沒有受到公正的對待而有怨言。我也知道，目前的結局無非是自己是自己太不懂“時事”，對既無才又無德的夏振川常會直面表示不滿而已。

材料詳細敘述了事情的整個真實過程，對不顧事實的《江拖廠字（95）第64號檔案》提出了尖銳的質問，指出：

這完全是夏振川等濫用職權，欺上瞞下，打擊報復，又企圖逃避責任而造成惡果的嚴重事件。表示“水覆難再收”，我就不相信他夏振川真能一手遮天，不信廠領導會容忍這樣的醜事而能夠被他“玩得轉”，紙是包不住火的，我寫的事實願以法律責任擔保。天涯何處無芳草，只希望能夠引起廠領導重視，討個公道，有一個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