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材料登在《江南都市報》時，該報的夏震記者不就是因為這個原因而未發成稿嗎？

“這些我也想過，但也很猶豫，如果能得到媒體的幫助，當然是好事，那這件事就能受到社會輿論的關注，問題就好解決多了；另一方面，也容易讓人覺得我這個人很麻煩，以後我還需要找接收單位參加工作來生存，哪個單位會敢要我一個會告狀的人。”為了穩住梁主任，我既不排斥有藉助媒體的可能，又不想讓他有所提防，還是從側面回答了他。

“你這個人太儒弱了，人家這樣對待你，搞你，你也會受得住。當然，話又說回來，為了以後的工作，這樣做也有道理。”梁主任即十分感嘆又很同情。

透過這次的談話，我對市中院的紀檢監察工作樹立了信心，慶幸碰到了梁洪主任這樣好的一個清官。我回來時，一路十分興奮，以致走過了自己的家門很長一段路都不曉得。

九月十九日，我在市機械局找到張萍書記，她這時還沒有與唐方明取得聯絡。

張萍對我說：“不知老唐現在在上班吧，你再過一兩個星期來。”

我心中不快，她到現在也沒有找到唐方明通氣，事情的結果令人擔憂。

十月十五日，我找到張萍，事情過了這麼久，滿懷希望會有所答覆，可她並不當一回事，叫我還要過一段時間再來，我心裡真有說不出的難受，愕愕地望著她。

“好吧，就這樣。”　她見我怔怔地還呆在那裡，又補加了一句。

我很不情願，悶悶不樂地回到了家。

九月十七日，我去了一下市中院紀檢監察室，那位梁洪主任不在，辦公室也沒有其他人辦公。我再問其他辦公室的工作人員，得知梁主任是去東湖區法院搞調查去了。

我心裡一熱，估計是為我提的那件追究瀆職案件的事，當然，對於東湖區法院來說，他們肯定會護到自己的人，這要看梁主任是否能夠真正秉公執法了。

我的傳呼機早已超過了服務期限，由於經濟緊張，停了許多天。看來，不得不又要去交費了，如果不交，雖然可以省一點，但萬一誤事，就不是這一點錢的事了。因此，我又到電信局交納了一年135元的傳呼服務費，不過贈送了一個小茶杯。

對於自己的寶貝兒子，一直沒有能夠悉心地關愛，這是我常常自責而又難以做到的地方。要做到屬於正常的我，卻是十分的困難，在我面前，盡是艱難險阻。命運的坎坷，經濟的日益窘迫，壓迫著我每一根神經，雖指望車到山前必有路，可是，這路又在哪裡呢？

山重水複疑無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

二○○一年九月二十四日，我再找到張萍。她一開口就很強硬地說：“你走上訪這條路是行不通的，只有透過法律去起訴學校，江拖已經不存在了，機械局也沒有辦法跟你解決。”

我心裡一沉，弄了這麼久，原來局裡根本就沒有幫我解決問題的意願，這樣被人當作猴耍還有什麼意思？

雖是最壞的結果，這時我反而很平靜，說：“既然請況是這樣，那局裡能不能給我一個書面的回覆？”

“局裡怎麼可能給你書面回覆？”她反而問我。

既然又一次逼得我無退路，我也不得不針鋒相對。

“對於起訴學校的事，我早已向法院諮詢過了，決定是江拖作出的，怎麼可能找得成學校？江拖的決定不蓋公章怎能生得了效？廠務會也無權對職工除名，既沒有經過廠職工代表大會和工會、也沒有報企業主管部門和上級勞動人事部門備案，不符合程式，是違犯法律法規的。”

“我不懂法，對法律也沒有興趣，江拖的做法不過只是工作上的一種失誤。”

“按照規定，廠方必須要給我一份有效的決定書或通知書，這不僅僅只是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