價，也沒有類如後人蘇東坡一樣對周郎的藝術形象進行素描。而是提出了一個假設：如果不是那場適時而至卻又逆反時令的東風的話……？

這一問可不得了，緊接著就出現了數種乃至N次類的後續假設。首先是杜牧自己在詩中提到的那個令人尷尬的結果：“銅雀春深鎖二喬。”

二喬者何許人也？乃江東二美女也，大喬嫁了孫郎（孫策），小喬嫁了周郎（周瑜），但這已經是建安三年（公元198年）的事了。到赤壁大戰發生的建安13年（公元208年），周郎已是34歲的中年男子，想必二喬也不是*少婦了。至於所謂欲鎖二喬的“銅崔臺”，則建於建安15年（公元210年），此時距赤壁之戰已是兩年之後，而所謂把二喬與銅雀臺多少可以關聯起來的事件則在更晚，即建安17年（公元212年），曹操登銅雀臺，命其子丕、植分別以銅雀臺為背景作《銅雀臺賦》，而曹植在此賦中有一句“攬二喬於東南兮，樂朝夕之與共。”只不過曹植此間所指二喬，實為“二橋”，乃是通假之字，而事實上銅雀臺兩旁左有金鳳，右有冰井二臺，二橋正是主臺銅雀臺與之聯結之紐帶，此橋與彼“喬”實風馬牛不相及也。

當然，我們可以順著杜牧的思維將事情連線起來，那就是：如果東風不遇，則曹兵百萬勢必難破；如果曹兵不破，則江東基業勢必難保；如果江東不保，則主戰派周瑜勢必身敗名裂；如果周瑜身敗，則其嬌妻小喬又焉能得以潔身……

好了，這是杜牧假設後的一種可能，其實可以想見的結果還有許多，但僅僅就這一種最直接、最簡單的推理，即便是建立在假設基礎上的推理，已足夠後來者在此基礎上想象馳騁了。於是，正是在杜牧這種假設的基礎上，幾百年後演化出了蘇軾蘇東坡的一篇《念奴嬌·赤壁》，在這裡，周瑜開始向英俊小生轉變，而小喬也僅僅是“初嫁了”。儘管有驚濤拍岸，儘管你亂石穿空，但在“羽扇綸巾”的周公瑾面前，曹孟德百萬大軍不過是“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在這裡，蘇軾受了杜牧之的影響。周瑜乃“周郎”，郎者，*倜儻，儒雅過人也。於是在《三國志·周瑜傳》中能歌善舞，精於劍術但同時又極其恢宏大度，豪氣沖天的中年統帥周公瑾變成了另一種意義上的“儒將”和“青年將領”。

再過幾百年後，當創作與想象的接力棒傳到小說家手中時，周郎的形象在蘇軾之倜儻、儒雅的表層下又加上了胸氣狹窄，度量不足，妒賢嫉能的成分。應該說，到這時，《演義》裡的周郎身上個人性格更鮮明瞭，但應該說這時的周郎已經遠非歷史上真實的那個周瑜周公瑾了。而這大約是善於想象的始作俑者杜牧所想象不到的。

從杜牧之詩到蘇軾之詞，再到羅貫中筆下的演義，周瑜的形象就這麼完成了他從歷史真實到藝術真實的轉變，可謂“亦真亦幻”是也。如果我們僅僅想滿足於藝術享受，大可不必追問“原來”與“如此”，而如果我們必欲瞭解事實真象，則萬萬不可輕信人言，鉚足勁，看史書去。

疾風勁草知復誰

唐太宗李世民文韜武略，治國有方，貞觀盛世更是千古佳話，輝耀千秋。然而，或許大多數讀者並不知道，太宗皇帝還是一位相當不錯的詩人。雖說其詩歌成就與他的文治武功實不足以並論，但這有限詩歌的特色卻是再明顯不過的。那就是，太宗之詩，非為詩而詩，而是為人而詩，為政而詩，尤其是在區別對待，團結使用一些老臣，名臣時，更是每每以短短一首小詩以巧破難，將一般人斷然難解的複雜局面瞬間理清，並以此來激勵、調動那些百戰功臣們的主動性、積極性，使之更好地為朝廷服務。

作為佐證，我們不妨試舉二例。

先說一首《悼魏徵》。

眾所周知，太宗之所以有貞觀偉業，與魏徵的犯顏直諫是分不開的。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