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歷來對自己的物質生活要求不高，有了稿酬常去幫助有困難的讀者和親友。新中國成立後，直到今天，他不領取工資。“文革”中被凍結的存款，其實是他的稿酬。存款解凍後，僅一九八二年一次即捐了人民幣十五萬元給中國現代文學館，這在當時是一筆相當大的數目。對“希望工程”和救災，他也常請家屬或工作人員隱名捐款。當時，巴老在四川出書，不要稿酬，出版社為他翻洗照片，他卻親自到郵局寄還費用四十一元一角。他的另一巨大“財富”是大量藏書，多次分別捐給國家圖書館。目前我們國家仍實行低稿酬制，作家的生活水平尚待提高。我說這些，絕不是希望作家放棄稿費，或都去捐贈，我只是想從這個側面反映巴老的人品。

三是巴老經過認真的反思，堅持獨立思考和主張講真話。“文革”結束後，在撥亂反正的同時，仍有不是運動的運動。巴老不唯上，不隨聲附和。在講假話成風的年代，巴老主張大家講真話。講真話的主張，受到廣大讀者和作家的歡迎，但也受到若干指責。巴老對這些指責十分坦然。在我們的交談中，巴老表示他不害怕長官點名。他說：“倘使一經點名，我就垮下，那算什麼作家？”一位主管意識形態的高階官員，主張不寫“文革”，巴老寫信給這位高官，說自己是這個主張的受害者（因為受這個主張的影響，巴老發表在香港報紙的一篇涉及到“文革”的文章被刪節）。

人各有志，最要緊的是做人（2）

一九八七年四月二十九日，巴老在給我的信上說：“對我來說，我按計劃寫完《隨想錄》，而且出齊兩種版本，想說的話都說了，該滿意了吧！可是想到我們多災多難的國家和善良溫順的人民，我又得不到安寧。對，人怎麼能只考慮自己呢？不管怎樣，我提出來：大家要講真話，為了這個，子孫後代一定會寬容地看待我的。我只能盡力而為。”一九八八年冬，又寫信說：“……（我）又老又病，活下去總有些痛苦，但對我的國家和我的人民有感情，我始終放不下這筆。”

四是巴老不做盜名欺世的騙子。巴老不止一次表示他要用行動來證明和補寫他所寫的、所說的到底是真是假，自己到底是怎樣的人。七、八十年代，巴老在四川出書，不收稿費。一九八一年，出版社擬用巴老的稿費設立巴金編輯獎，巴老就不贊成，只同意用來幫助青年作者。一九九四年，四川省作家協會擬設立巴金文學獎。巴老來信說：“我只是一個普通文學工作者，寫了六十多年，並無多大成就……建立‘巴金文學基金’，設立‘巴金文學獎’，又使我十分惶恐。我一向不贊成用我的名字建立基金會、設立文學獎。”

巴老還反對出他的日記單行本。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巴金全集》時，擬編兩卷巴金的日記。巴老委託我替他校看原稿。四川出版界一位朋友知道這個情況後，建議由四川出版日記的單行本。一九九一年冬我去上海，向巴老轉達了這位朋友的請求。巴老有些猶豫，我說：“《魯迅日記》也有單行本，您的日記也可以出單行本。”在我的再三要求下，巴老勉強同意了。我回成都不久，接到巴老的信。他說：“關於日記我考慮了兩個晚上，決定除收進《全集》外不另外出版發行，因為這兩卷書對讀者無大用處（可能對少數研究我作品的人提供一點線索）。我沒有理由出了又出、印了又印，浪費紙張。我最近剛看過這些日記，裡面還有些違心之論，你也主張刪去，難道還要翻印出來，使自己看了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