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墨”、“名”、“農”、“兵”、“陰陽”、“縱橫”等諸子百家，相濟擔當了“老師”的任務，扮演了“老師”的角色。

春秋戰國末期，以韓非子為代表的法家思想，由其學生李斯等人將其發揚光大，輔佐秦國統一六國，建立了中國第一個統一的王朝。這時“法”家思想理論擔任了中國的老師角色。

正是“法”家“重獎酷罰”的思想，既成就了秦國，也毀滅了秦國。正所謂“民不畏死”法有何用。因此激起了以陳勝、吳廣為代表的秦末農民起義。後來以劉邦為首的政治集團統一了中國，建立了大漢朝。由於劉邦集團中的高階參謀蕭何、張良等人運用“道”家的思想，成就了劉邦集團。因此，“道”家順理成章的擔任了當時中國的老師，起著對國家發展“傳道、授業、解惑”的作用。也正因為“道”家“無為而治”的思想，使漢朝得以休養生息，當時中國逐漸走向強大，出現了歷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

到漢武帝時期，由於當時中國的物質逐漸豐富，人們對於物質的佔有慾的不斷膨脹，出現了各個政治集團的利益分配不合理，社會矛盾日益突出。為了解決這一矛盾，當時的儒學大師董仲舒等人，借用“道”家和“法”家的思想精髓，從實際操作層面入手，對孔子“儒”家思想進行大膽改革與創新，形成了一套以帝王天子為核心，把“天神”與“理”有機結合的新“儒”家思想體系。建立了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為倫理規範的封建等級秩序。從此，“儒”家思想成為了中國二千多年導師，指導著中國發展與進步。

“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儒家思想這一套封建倫理等級秩序，雖然能有效化解封建社會的主要矛盾，生產資料分配不公的分配問題。但同時也把中國人的發展理念，引向了一個按等級分配財富，不思進取與發展的封閉怪圈，扼殺了中國科技發展力。

經過兩千多年，到清朝末期，中國一直沉浸在以“儒”家為師的殃殃天朝夢中時，西方國家經過在14、15世紀文藝復興運動後，逐步走進了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為標誌的資本主義社會。

中西方正是由於這兩個不同的老師，兩種截然不同的理論的作用，一個是把中國引向了自然財富如何分配的道路，一個是把西方引向瞭如何發展生產力創造更多的財富供人們分配的道路。正因為如此，中國才會遭受19世紀以來，飽受西方列強凌辱的百年恥辱。

“禍兮福之所依，福兮禍之所伏”。也因為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打醒了中國這頭沉睡的雄獅，讓中國從沉浸於“儒”家老師指導的等級分配體制中清醒過來。在以李鴻章為代表的洋務運動“以夷制夷”的思想指導下，從此中國人拜了西方人為師，運用“拿來主義”，向西方人學習先進的科學文化知識。

這“洋老師”一當就是上百年，直到俄國“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為中國送來馬克思主義。從此中國人就拜了馬克思這位德國人為導師。不過這一時期，不同於以往的老師是一個，而是把“傳道、授業、解惑”的三項工作分給了三個不同的老師。馬克思主義承擔了“傳道”的任務，前蘇聯人承擔了“授業”的任務，以毛先生為代表的中國**者，在結合中國革命實際的情況下，承擔了“解惑”的任務。最後使中國人民站了起來。這一現象持續到了中國的“反帝反修”時期，中國進入了，**自主，封閉鎖國的歷史時代。這一時期，毛先生成為了全中國人的偉大導師，“毛委員思想字字句句閃金光”就是這一歷史現象最好的描述。

到了1978年，中國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以後，確立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發展路線後，中國人的老師又換了角色。在堅持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道”的康莊大道上，拜了西方發達國家為師，讓他們擔負了“授業”的工作。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