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撰寫的“答問”中；同時，山西《太原日報》“雙塔”副刊又於１９９４年７月２６號刊出了梁歸智先生的《探佚的空間與限度》一文，該文副標題為“由劉心武、王湘浩的紅學探佚研究想起”，讀其文，則可知他的“想起”，主要還是由於讀了我的一篇文章《甄士隱本姓秦？》（該文已收入《秦可卿之死》一書）；這些與我爭鳴的文章，我是隻恨其少，而絕不嫌其多。關於《紅樓夢》，值得我們爭論的問題實在太多，最近我在一篇文章裡說：“《紅樓夢》因其傳稿的不完整與其作者身世之撲朔迷離，給我們留下了刻骨的遺憾，也使我們在‘花開易見落難尋’的惆悵中，產生出永難抑制窮盡的‘尋落’激情，我們不斷地猜謎，在猜謎中又不斷派生出新謎，也許，《紅樓夢》的偉大正在於此——它給我們提供了幾近於無限的探究空間，世世代代地考驗、提升著我們的審美能力！”

關於《紅樓夢》中秦可卿這一形象，以及圍繞著這一神秘形象所引發出的種種問題，是最具魅力的“紅謎”，雖然陳詔先生把我的探究說成是“形成了他所謂的‘秦學’”，並稱“由於劉心武同志是著名作家，而他的觀點又頗新奇動聽，所以他的文章引起廣泛的注意，曾在社會上產生一定影響。但在紅學界，很少有人認同他的意見。”卻也不得不承認，我提出《紅樓夢》中有關秦可卿的現存文字“矛盾百出，破綻累累”，“這個問題無疑是提得合理的，富有啟發性的”；梁歸智先生也在講述了他對我的觀點的一系列質疑之後，這樣說：“我知道劉心武同志是不會輕易放棄自己的‘秦學’陣地的。那隻怕已經成了劉心武同志的一種‘信仰’。”他們二位在提及“秦學”時都未免是“借辭含諷諫”，但我深信“紅學”的這一分枝——“秦學”，到頭來是能被肯定下來，並繁榮光大的。說我的觀點只是“曾產生一定影響”，這個“曾”字恐怕下得匆忙了一點；說“在紅學界，很少有人認同”我的觀點，以目前情況而言，可能如此，但一種學術觀點，其贊同的多寡，並不能說明很多的問題；如果翻看我《秦可卿之死》一書由周汝昌先生所撰的序，當知即使在目前，也“吾道不孤”。

我確實非常珍惜陳詔、梁歸智等同志的不同見解，“秦學”必得在坦率、尖銳的討論中發展深化，我此刻心情正如商議結詩社的賈寶玉一般，要說：“這是一件正經大事，大家鼓舞起來，不要你謙我讓的。各有主意說出來大家平享！”

我且不忙針對梁、陳二先生對我的質疑、批駁，逐條進行申辯，我想先把我們之間的誤會部分排除，這也是我希望所有關心這一討論的人士弄清楚的。

我對秦可卿這一形象及相關問題的研究，嚴格來說，並不完全屬於“探佚學”，也就是說，“秦學”不僅要“探佚”，也還要牽扯到“曹學”、“版本學”、“文字學”乃至於“創作心理學”等各個方面，它其實是“紅學”諸分枝間的一個“邊緣學科”；但為討論起來方便，我們且姑將其納入“探佚”的“空間”。

在我來說，這個“秦學”的探佚空間，它有四個層次。

第一個層次，是《紅樓夢》的“文字”（或稱“本文”）。眾所周知，現存的《紅樓夢》前八十回裡，秦可卿在第十三回裡就死掉了，是“金陵十二釵”裡唯一一個在公認的曹雪芹親撰文稿裡“有始有終”的人物；可是，又恰恰是這一“釵”，在現存文字里面貌既鮮明又模糊，來歷既有交代又令人疑竇叢生，性格既在行為中統一又與其出身嚴重不合，敘述其死因的文字更是自相矛盾、漏洞百出。虧得我們從脂硯齋批語裡得知，形成這樣的文字，是因為曹雪芹接受了脂硯齋的建議，出於非藝術的原因，刪去了多達四五個雙面的文字，隱去了秦可卿的真實死因，並可推斷出，在未大段刪除的文字中，亦有若干修改之處，並很可能還有因之不得不“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