員登記入冊的，即使是革退了的宗室，也給以紅帶，附入黃冊，但康熙五十二年四月，在命查“撤帶”革退宗室給帶載入《玉牒》，以免湮滅的行文中，便有這樣的說法：“再宗室覺羅之棄子，今雖記藍檔內，以宗人府定例甚嚴，懼而不報，亦未可定”，並舉例項：“原任內大臣覺羅他達為上駟院大臣時，因子眾多，將棄其妾所生之子，包衣佐領鄭特聞之，乞與收養，他達遂與之……”可見規定是規定，即使是皇帝親自定的，也保不其有因這樣那樣緣故，而暗中違仵的。我對秦可卿之真實身份乃一被賈府藏匿的宗室後裔的推斷，是根據曹家在那個時代有可能作出此事的合理分析，因為誰都不能否認，曹家在康熙朝所交好的諸王子中，偏偏沒有後來的雍正皇帝，卻又偏偏有雍正的幾個大政敵，這幾個政敵“壞了事”，自然牽連到曹家，曹家巴不得他們能勝了雍正，也很自然，就是後來感到“大勢已去”，想竭力巴結雍正，也還暗中與那幾個“壞了事”卻也並未全然灰飛煙滅的人物及其黨羽聯絡，從幾面去政治投資，也很自然。希望隨著有關曹家的檔案材料的進一步發現，《紅樓夢》中的秦可卿與賈元春這兩個重要人物的生活原型，能以顯露出來，哪怕是雲中龍爪、霧中鳳尾。

第四個層次，是曹雪芹創作《紅樓夢》的人文環境。《紅樓夢》不是一部政治歷史小說，曹雪芹明文宣佈他寫此書“毫不干涉時世”，他也確實是努力地擺脫政治性的文思，把筆墨集中在“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的情愫上，而且在具體的文字把握上，他淡化了朝代特徵、滿漢之別、南北之分，使這部鉅著的風格極其詩化而又並非“史詩”。但這部書的創作卻又偏偏打上了極其鮮明與深刻的時代印記，在有顯示出作家所處的人文環境是如何地制約著他的創作，而作家又如何了不起地超越了這一制約，在“文字獄”罪網密佈的情況下，用從心靈深處汩汩流出的文字，編織出瞭如此瑰麗的偉大鉅著。秦可卿這一形象，正充分體現出了作者在艱難險惡的人文環境中，為藝術而奉獻出的超人智慧，與所受到的挫折，及給我們留下的巨大謎團，以及從中派生出“謎”來的魅力。我最近寫成一篇《〈紅樓夢〉中的皇帝》，指出，《紅樓夢》中的皇帝，你是跟曹雪芹在世時，以及那以前的哪一個清朝皇帝，都劃不上等號的，因為書中的這個皇帝，他上面是有一個太上皇的，清朝在乾隆以前，沒有過這種局面，而等到乾隆當太上皇時，曹雪芹已經死了三十多年了。但這只是事情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你卻又可以從《紅樓夢》裡那個皇帝的隱然存在的描寫中，發現那其實是曹雪芹將康、雍、乾三個皇帝的一種縮寫，換言之，他是把對曹家的盛衰榮枯有著直接影響的三朝皇帝，透過書中一個皇帝對賈家的恩威寵棄，典型化了。探究康、雍、乾三朝皇帝與曹家的複雜關係，是弄通《紅樓夢》中關於秦可卿之死的文字的關鍵之一，比如，為什麼秦可卿“畫梁春盡落香塵”之後，喪事竟能如此放肆地鋪張，而且宮裡的掌宮太監會“坐了大轎，打傘鳴鑼，親來上祭”，這當然都不是隨便構思、下筆的，這筆墨後面，有政治投影，因此“秦學”的空間，也便必須延伸到關於康、雍、乾三朝權力鬥爭的研究上去，其探佚的空間，當然也就大大地展拓開來。

我感覺，陳詔先生與梁規智先生對我的“秦學”見解的批駁，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把我在以上四個層次中的探索，混為一談了，故而令我感到纏夾不清、一言難辯。現在我將“秦學”探佚的四個層次一一道明，庶幾可以排除若干誤會，使與我爭論的人們，能在清晰的前提下，發表出不同意見，而我與見解相近者，今後也可更方便地與之討論。

“秦學”探佚的四個層次（3）

至於“秦學”研究的意義，我已在若干文章中強調過，茲不再贅。

期待更多的批評與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