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患，寔帝室當務之急”。而軍閥問題的萌芽，則在高帝開陽年間，武將實現了“兵民大政，獨以斷衡，分疆畫域，裂土一州”。隨後太宗試圖“徐緩圖之”，但由於趙獻篡位，最終“業力中折”。楊聆此段結束於此處，而下一段的開始為“至於光宗摒排妖霧，霽清邪氛”，即宏長末年實現中興，當是以此前為一個階段，應是東秦軍閥問題的“形成”階段。下一段則為東秦軍閥問題的“發展”階段：光宗面對已經形成的軍閥問題，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後繼的穆宗、熹宗因循其政，但最終由於韃靼之亂，軍閥勢力重新壯大，此前的努力，“三朝之積，遂成空矣”。

總之，楊聆對《軍兵志》內容的安排可以簡單概括為：先透過志序引出編寫原因，在正文中依次介紹中央與地方軍制，在介紹完地方軍制後，順水推舟地對地方軍閥問題的形成與發展進行闡述，並在“史臣曰”中進一步總結了東秦軍閥問題的形成發展及其問題嚴重性。

二、東秦軍閥問題的形成

按楊聆在《軍兵志》中的看法，東秦軍閥問題（或言軍閥割據局面）形成階段當為東秦開國至於光宗中興的實現。筆者認為，東秦軍閥問題的最終形成，應以宏長七年諸侯晉封國公為標誌：東秦起初並無臣子得授“公爵”，有功之人一律封侯，而宏長七年諸侯晉封為國公，尤其是高冰、任景、遲正烈等人晉封為國公（其中遲正烈被封為“九真郡公”，但本質上與“國公”無太大差異，《前秦書?地理志》更是直言“以上交州八郡，為九真國地”?），從法理上標誌著其地位已超一般功臣，可以“建國”，為其世襲割據提供了法理基礎，因此應視為東秦軍閥問題最終形成的標誌。而在此之前，簡單劃分來看，東秦軍閥問題經歷了“萌芽”、“初步形成”、“最終形成”三個階段，分別在“高帝、太宗時期”（開陽、昌武年間）、“孝宗、恭宗時期”（延昌、登豐年間）、“光宗初期”（宏長年間）。

（一）萌芽

東秦軍閥問題的萌芽始於高帝時期。高帝以弓馬取江山，在平定天下的過程中，非常依靠武將的力量，導致武將集團實力的不斷壯大。這些武將被委以封疆重任，駐守一方，埋下了軍閥割據的種子。

在高帝統一天下後的初期，這些被委以封疆重任的武將主要分為兩類，一類是軍事勳貴，另一類為原不屬秦但後來投靠的地方勢力。前者的主要代表為：雍州牧管恆，荊州牧劉停，冀州牧趙政，幽州牧趙之揚，涼州牧李柯良，豫州牧韓豐，益州牧劉提；後者主要有青州牧高歲，兗州牧任成，交州牧遲然。可以發現，州牧之職大量被武將集團所佔據，且這些武將往往同時兼任“都督某州諸兵事”。武將掌握著地方軍政大權，顯然具有形成軍閥割據的隱患，尤其是青州、兗州、交州，由於其原本是獨立的力量，因此在其境內統治的獨立性更強，甚至具有“爵官皆世襲罔替”4的權力，割據傾向更強。《軍兵志》中所謂的“高帝開陽中，方事兵戈，寄任爪牙，於是委師旅乎鷹犬，推虎符於名帥，為州牧者或為軍將，或加都督，兵民大政，獨以斷衡，分疆畫域，裂土一州”5，便是對這一時期武將具有較強割據傾向的描述。

面對這種情況，秦高帝在完成統一戰爭，將重點轉向政權鞏固後，也採取了一系列措施，試圖限制武將集團坐大。包括：

1.對新攻佔的兩個州——徐州和揚州，高帝選擇派遣文臣而非武將任州牧，分別以鄭談為徐州牧，冉季為揚州牧。

2.將邊關重鎮幷州交給自己的兒子小狼王（即後來的太宗皇帝）。

3.豫州牧韓豐投降鮮卑後，高帝也以文臣嚴豫為州牧等。

但由於高帝統一天下之後的統治時間有限，武將集團勢力較為強大，難以在短時間內採取極端措施完全抑制武將集團的發展。況且，高帝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