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知府臣常湛權兼衡室督司，編修國朝史事。世祖之將修史，難其人，尚書檯令召素首薦奉常李淑曰：“奉常李淑，博學知理，閒練故事，可以承其任。”世祖曰：“李淑雖曰博學，而闕明達，使錄事尚可，若責之以評斷衡量，諒非佳筆，卿為我再擇一人。”素又薦司徒長史宣延曰：“長史宣延，通覽文史，能評善辯，可以承其任。”世祖曰：“宣延雖曰能評，而性屈柔，使評往代之事尚可，若使評斷國朝，恐未必敢於直筆。”素遂解帝意，薦三河知府常湛曰：“知府常湛，性豁達而直介，行事多不懼威，或可任此。”世祖曰：“湛雖博學不如李淑，能評不如宣延，然其向來敢言，必能直筆。聖人云：‘王者有典，錄直而勸。’其人可得之矣！”遂詔湛權兼衡室督司以修史。[（梁）魏斯：《盛梁紀》卷1，（東秦）匡恩編理：《二梁紀》卷1，世祖宣皇帝光泰三年四月。]

雖然梁世祖對常湛的評價有“博學不如李淑，能評不如宣延”，似乎常湛並不是當時最擅長史論的人選，但從梁世祖拒絕召素推薦李淑時說“李淑雖曰博學，而闕明達，使錄事尚可，若責之以評斷衡量，諒非佳筆，卿為我再擇一人”可知，梁世祖比較重視史書中的評論。不僅梁世祖，梁朝後期的時人亦十分重視史論：

昔梁世祖嘗敕三河知府常湛作《梁典》，敘太祖龍興至於世祖重光；梁明宗曾使御史大夫鄧慈修《續梁典》，錄世祖中興至於中祖再振。而《梁典》辭雅而實錄，《續梁典》言拙而曲筆，以是《梁典》為後人所重，《續梁典》為來者所輕。而梁明宗景熙年間，御史中郎魏斯嘗私撰《盛梁紀》，敘世祖、威宗、靈帝、昭宗、中祖五帝事，其秉筆直書，詞雅論美，遂流傳於坊間，漸代《續梁典》，至今朝野士人，多有其本，臣亦數閱其文，頗喜而善之。[（東秦）匡恩：《續梁紀》卷5，（東秦）匡恩編理：《二梁紀》卷20，“序曰”。]

由上可知，“詞雅論美”，是《盛梁紀》得以在坊間受到歡迎的一個重要原因，足見梁人對史論的重視。

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秦初的匡恩進一步推進著史論的發展。綜觀《續梁紀》的四段“論曰”，除了《廢帝》一卷最後的“論曰”顯然是在為秦朝做美化之事外，其他三篇“論曰”都在對相關皇帝進行評價之後，都對一些相關的問題表達了自己的思考，這些問題往往是關係到上層統治的重要問題，而匡恩也往往能夠對這些重要問題進行思考，並進而闡述自己的對於這些重要問題的觀點與主張。如在《續梁紀》第一卷最後的“論曰”中，匡恩對悼帝為何不能發揚光大梁中祖的事業的問題進行了思考，認為這和梁悼帝在身為太子之時缺乏功名有重要的關係，最後透過對梁中祖“未嘗樹功名於少陽”的批評和發出“人謂太子為國本，其豈誇喻邪”的感嘆，表明其主張應該重視太子培養。[（東秦）匡恩：《續梁紀》卷1，（東秦）匡恩編理：《二梁紀》卷16，“論曰”。]又如《續梁紀》第二卷最後的“論曰”中，匡恩對蜀、涼二王何以反叛的問題進行了思考，認為這和二王的權力過大有關，從而主張君主分封諸侯應該“慮防其逆意，不合使之專方雲”。[（東秦）匡恩：《續梁紀》卷2，（東秦）匡恩編理：《二梁紀》卷17，“論曰”。]再如《續梁紀》第三卷最後的“論曰”中，匡恩對為何明宗剛剛去世，洛陽宮廷中就發生了激烈鬥爭的問題進行了思考，認為這和明宗沒有確立太子有關，從而主張應該重視太子的安穩。[（東秦）匡恩：《續梁紀》卷3，（東秦）匡恩編理：《二梁紀》卷18，“論曰”。]

從上面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到，匡恩也非常重視對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的思辨性評論與分析，匡恩的史識水平也在其史論中的思考之中得到了反映。並且，對比《盛梁紀》和《續梁紀》，我們明顯能夠看到《續梁紀》的史論更加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