謂忠烈焉！海內至今稱忠，必推松、榮者，良有以也。耿封膺父業於危難之際，耿栴踵兄事乎禍擾之秋，並窮心竭力，竟之以死，使梁河北之郡守皆如是兄妹，侯多氏何以取洛陽邪？耿嶠繼累世之基，處環危之境，知梁運之已絕，明溫德之將盛，遂迎王師而臣明武，可謂曉天命矣！耿芸念皇朝之積恩，謂宗族俟時而報憾；耿棕憶乃兄之舊言，因世德拔劍而成忠，論其意烈，非虧先祖；計其志純，不遜往宗。至於耿勵續數代之美名，承罔替之職封，叛將才次，城門即開，乖世人之稱，貽有識之恥，恨哉。[（虢）司馬純等撰，（東秦）郜棠注補：《溫書》卷30《漁陽耿氏列傳》。溫王朝史臣還曾透過書寫其統治者出生時的“異象”來宣揚其“天命正統”，參見張仕一：《“白光”與“玄鳳”——溫王朝的“異象”與德運》，《藍文劍與洛陽城——溫王朝政治史研究論文集》，第31-36頁。]

評曰：大溫之享祚，前後九主（注：……），始末八帝（注：……），凡百有三十年……然靈符已去，運數難回，卒以金入水者（注：虢謂溫以金德生其水德），蓋天命所歸也。（注：此“評”乃虢臣妄言天命，不可信矣！）[（虢）司馬純等撰，（東秦）郜棠注補：《溫書》卷10《順帝本紀》。]

而成書於西秦初年的《前秦書》同樣如此：

天佑皇秦，烈宗武昭帝仗劍而起，鳩合王師，掃蕩勍胡，鞭撻兇虜，於是澄清半壁，救危皇朝。而今上大聖皇帝承先皇遺業，踐阼西京，君臨寰宇，蒙續天命，若非皇秦氣數未盡，焉能再興邪？蓋皇秦萬世，宗廟永存，乃符運之所歸，寔乾坤之降命矣！[（西秦）楊聆撰，（西秦）都雲令注：《前秦書》卷70《史家志》。關於楊聆對“天命論”的運用，筆者曾有所提及，參見張仕一：《從史料取捨中看楊聆的反神怪思想——以〈前秦書?王平傳〉與〈開皇四名將別傳?王平別傳〉比較為中心》，《東秦史與〈前秦書〉研究》（第一輯），第76-77頁。]

結合上述所引諸部史書的內容，似乎《續梁紀》對東秦“天命”的宣揚也屬常見的行為，這放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之下，似乎並不算什麼倒退，然而，我們要注意到的是，在《續梁紀》成書前不算久而成書且能為匡恩所見的《盛梁紀》，卻並不持有這樣的觀點。《盛梁紀》：

論曰：餘聞昔人今士，或以昭宗統王師而討寇，常逢大敗，跨馬奔遁者數，故謂之“常敗天子”。然則昭宗何以常敗而竟十年之內，近旬之間……基中興之業乎？或謂昭宗所以常敗而卒立其大業者，以天命在梁，符運屬木，故雖敗而再興，已折而復振，餘不以為然。天命、符運者，術士卜客挾其詭道，鼓其迷說，所以上蒙至尊，下惑士民也，餘素不為取信。如是，則昭宗何以常敗而立業邪……以是知昭宗所以常敗而立業者，其以德也！[（梁）魏斯：《盛梁紀》卷15，（東秦）匡恩編理：《二梁紀》卷15，“論曰”。]

面對當時盛行的“天命論”的觀點，《盛梁紀》的作者魏斯對其進行了批判，認為“天命、符運者，術士卜客挾其詭道，鼓其迷說，所以上蒙至尊，下惑士民也”，表示其“素不為取信”，並從梁昭宗的相關歷史事實角度進行分析，認為“昭宗所以常敗而立業者，其以德也”。從這個角度來看，儘管魏斯的史觀尚算不上是完全科學的史觀，但其能夠結合歷史事實，解釋梁昭宗得以建立功業的原因，這樣站在客觀角度分析歷史問題的史觀，無疑要勝於唯心主義的“天命論”史觀。因此，從史觀上看，《續梁紀》相較於《盛梁紀》而言，無疑是有所倒退的。

三、匡恩的主張與高帝的回應：政治史視角下的《續梁紀》

匡恩的《續梁紀》不僅反映了梁秦史學史的發展，還反映了秦初的政治形勢，同時也影響著秦初的政治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