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稱為“中國的華爾街”，意味著什麼。

看來，山西之富在我們上一輩人的心目中一定是世所共知的常識，我對山西的誤解完全是出於對歷史的無知。唯一可以原諒的是，在我們這一輩，產生這種誤解的遠不止我一人。

誤解容易消除，原因卻深可玩味。我一直認為，這裡包含著我和我的同輩人在社會經濟觀念上的一大缺漏，一大偏頗，亟須從根子上進行彌補和矯正。因此好些年來，我一直小心翼翼地期待著一次山西之行。記得在復旦大學、同濟大學、華東師範大學等學校演講時總有學生問我下一步最想考察的課題是什麼，我總是提到清代的山西商人。

二

我終於來到了山西，為了平定一下慌亂的心情，與接待我的主人、山西電視臺臺長陸嘉生先生和該臺的文藝部主任李保彤先生商量好，先把一些著名的常規景點遊覽完，最後再鄭重其事地逼近我心頭埋藏的那個大問號。

我的問號吸引了不少山西朋友，他們陪著我在太原一家家書店的角角落落尋找有關資料。黃鑑暉先生所著的《山西票號史》是我自己在一個書架的底層找到的，而那部洋洋一百二十餘萬言、包羅著大量賬單報表的大開本《山西票號史料》則是一直為我開車的司機李俊文先生從一家書店的庫房裡挖出來的，連他，也因每天聽我在車上講這講那，知道了我的需要。待到資料蒐集得差不多，我就在電視編導章文濤先生、歌唱家單秀榮女士等山西朋友的陪同下，驅車向平遙和祁縣出發了。在山西最紅火的年代，財富的中心並不在省會太原，而是在平遙、祁縣和太谷，其中又以平遙為最。章文濤先生在車上笑著對我說，雖然全車除了我之外都是山西人，但這次旅行的嚮導應該是我，原因只在於我讀過一些史料。連“嚮導”也是第一次來，那麼這種旅行自然也就成了一種尋找。

我知道，首先該找的是平遙西大街上中國第一家專營異地匯兌和存、放款業務的“票號”——大名鼎鼎的“日升昌”的舊址。這是今天中國大地上各式銀行的“鄉下祖父”，也是中國金融發展史上一個里程碑所在。聽我說罷，大家就對西大街上每一個門庭仔細打量起來。這一打量不要緊，才兩三家，我們就已被一種從未領略過的氣勢所壓倒。這實在是一條神奇的街，精雅的屋宇接連不斷，森然的高牆緊密呼應，經過一二百年的風風雨雨，處處已顯出蒼老，但蒼老而風骨猶在，竟然沒有太多的破敗感和潦倒感。許多與之年歲彷彿的文化宅第早已傾坍，而這些商用建築卻依然虎虎有生氣，這使我聯想到文士和商人的差別，從一般意義上說，後者的生命活力是否真的要大一些呢？街道並不寬，每個體面門庭的花崗岩門坎上都有兩道很深的車轍印佰，可以想見當日這條街道上是如何車水馬龍的熱鬧。這些車馬來自全國各地，馱載著金錢馱載著風險馱載著驕傲，馱載著九州島的風谷和方言，馱載出一個南來北往經濟血脈的大流暢。西大街上每一個象樣的門庭我們都走進去了，乍一看都像是氣吞海內的日升昌，仔細一打聽又都不是，直到最後看到平遙縣文物局立的一塊說明牌，才認定日升昌的真正舊址。一個機關佔用著，但房屋結構基本保持原樣，甚至連當年的匾額對聯還靜靜地懸掛著，我站在這個院子裡凝神遙想，就是這兒，在幾個聰明的山西人的指揮下，古老的中國終於有了一種專業化、網路化的貨幣匯兌機制，南北大地終於卸下了實銀運送的沉重負擔而實現了更為輕快的商業流通，商業流通所必需的存款、貸款，又由這個院落大口吞吐。我知道每一家被我們懷疑成日升昌的門庭當時都在做著近似於日升昌的大文章，不是大票號就是大商行。如此密麻的金融商業構架必然需要更大的城市服務系統來配套，其中包括適合來自全國不同地區商家的旅館業、餐飲業和娛樂業，當年平遙城會繁華到何等程度，我們已約略可以想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