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答應說：‘好’。接著問我洗過馬沒有，要我洗馬。我說：‘我們中國種田，是用牛不是用馬。’先生說：‘不行’。於是學洗馬。先生洗一半，我洗一半。隨即學駕車，也是先生套一半，我套一半。作這些實習，還覺得有趣。”　“還覺得有趣”，一個“還”字是不是有點勉強？也許第一次是有趣的，後來呢？胡適不想學工程，選擇了農學，因為自己畢竟在農村度過童年。但胡適雖然長在農村，卻沒有做過農活，反而是在鄉下讀書。童年的讀書背景往往會成為他長大後的興趣指向，因此，胡適的興趣是不會停留在農學上的。

終於，一堂“果樹學”的實驗課，使胡適下決心離開了這個專業。一張長桌，每個位子都放上四十個蘋果，還有一把小刀，一本蘋果分類手冊。於是學生們都根據每個蘋果根蒂的長短，開花的深淺，顏色形狀的不同，果味和軟脆的差別來分類，而美國的蘋果種類有四百多種。那些美國學生都是農家弟子，蘋果個個都認識，只需和手冊對一下就可以填表交卷。很快美國同學就走光了。可是，同樣是農家弟子的胡適卻五穀不分，他和另一箇中國同學花了兩個半小時，才分了二十個蘋果，而且大部分又分錯了。當晚，胡適閉門思過，認真地檢討了自己，認為並非自己就不能考得好，畢竟自己年輕，記憶力好，平時又肯用功，應付考試並不難。但，胡適知道，只要考過兩、三天，頂多一星期，就會把美國這四百多種的蘋果分類忘得乾乾淨淨；而況即使回國，國內也沒有這麼多品種的蘋果。更重要的是，胡適發現自己學農完全“是違背了我個人的興趣”。胡適此時的興趣則偏向哲學、政治史、文學。於是胡適痛定思痛，決定放棄農科而改習文科。為此，原為免費而讀農科的他，付出了本來不需要支付的兩個學年的學費，是為代價。

胡適棄農從文，和早於他的魯迅相映成趣，當年在日本的魯迅也是放棄醫學而轉就文學的，固然學醫原本是魯迅自己的志向。魯迅學醫是痛恨自己的父親死於庸醫之手，也痛恨“中醫不過是一種有意的或無意的騙子”。他的想法很樸素，“預備卒業回來，救治像我父親似的被誤的病人的疾苦，戰爭時便去當軍醫”。但魯迅的夢卻被一堂課上的幻燈片給擊碎了。這是我們都很熟知的故事，日俄戰爭在中國爆發時，一個充當俄國偵探的中國人被日本人抓住後行刑，而圍觀者同樣也是中國人，臉上並顯出麻木的神情。這一神情對魯迅刺激很大，自此他改變了治病救人的看法，進而認為“我便覺得醫學並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於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　如果充分理解魯迅此時的憤激，也斷不敢苟同像這種樣子的表述“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難道一個人因為愚昧居然連生命都是不重要的了嗎？需知，在人類的所有價值中，不管怎麼洗牌，生命的價值永遠排序第一。本來，治病救人還是一種人道主義，可是魯迅一旦立意高遠，一旦訴諸宏大敘事，卻反而走向了人道的反面。這其實是20世紀我們常見到的一種道德弔詭，豈非咄咄也哉！胡魯兩人雖然在“從文”這一點上殊途同歸，但如考其動機，那個“殊”，在於魯迅的從文顯然出於拯救眾生的“大敘事”，胡適則更多偏於個人興趣的“小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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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小敘事”、“大敘事”（2）

晚年胡適曾在臺灣給中學生做過一次講演，在年輕人的擇業問題上，胡適不改初衷，依然堅持自己早年的“興趣”原則。他說：擇業有兩個標準，一個是“社會的標準”，一個是“個人的標準”。前者是社會的需要，後者是個人的興趣。那麼年輕人究竟何